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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曹魏运河的研究（郝金龙）

曹魏运河的研究（郝金龙）

京杭大运河的研究正在如火如萘的进行，它的开发史，尤其是黄河北运河的开发史在江南运河史的挤压下便失去话语权，加之隋唐永济渠的开凿开启了中国大运河发展的新篇章，更使黄河北首开的曹魏运河失去话语权。曹操是我国历史上很有作为的政治家。为了进行统一中国的战争和漕运的需要,他先后领导组织劳动人民兴修了六条运河,对于其中的黄河北干流白沟-清河流径的研究，由于年代的久远，虽有《水经注》的记载，但在今地面查寻仍墮五里云雾，沿途地、县文化研究也在兴起，然由于没有方化浮载的历史地理的基础，地域和空间的错乱，经常闹出不应有的笑话，如历史史上有两个东阳，两个蓨城，两个枣强，两个信乡，三个鄃县，使得“比干立裘城”“张挥封青阳”，永远处于传说中，怎样能在地质年代的“凹陷”区建立居所，凹陷何堆积成高地？由于曹魏运河流径不清晰，使得历史上魏城、清渊、临清、清阳、东武城、复阳、枣强、广川一直扑溯迷离。甚至连西汉屯氏河、北宋黄河北流都不知道在何处行流，能知历史上的卫河何时、何地入京杭大运河乎？黄河北运河在我国运河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一直到现在南北大运河的形成和发展,必须追溯曹操所开的河北运河。但是这几条运河由于以往记载简略或残缺,长期存在争论,因此,有必要查明史实,明辨是非,搞清楚它们的来龙去脉,确定位置路线。这不论对我国运河历史发展或海河水系形成、变迁都有所裨益。谨将对文献所记,结合作者对故城县水系的多年研究，多次实地考察,终因交通工具的限制未能考察更远，仍袭古人之法，以河述城，以河志城的方法来志曹魏运河的一段，以献方家评判，并呈沿河地县的文化爱好者采撷。

正文

曹魏时期所开运河，全长超过京杭大运河，也超过隋炀帝所凿永济渠，历史上并没有曹魏所开运河的统一称谓，本文研究的也仅是枋头到南皮段，权以“曹魏运河”称之。此段不同的地域称呼则异，清水、淇水、白沟、汤水、洹水、张甲河（沙河）、清河、清漳、绛河，或以白沟-清河称之。曹魏运河系东汉建安九年后遏淇水入白沟，再连接洹河、清河及嗣后开凿的支运河，成为黄河以北的最大航运河道。本文以全河（指河南省浚县至河北省南皮县）称曹魏运河，入洹水前称“淇水”，利漕口前称洹水，再后称清河，不特指时称曹魏运河。史家志运河史时，咸以隋炀帝开浚以洛阳为中心，北通涿郡、南达余杭的运道，为南北大运河形成之始。实际上，早在东汉末，“以通渠积谷为备武之道”【1】的曹操，才是南北大运河之祖【2】曹魏运河的迳流，现世史家无定论，除王育民外，今人研究也不多，民间又以方志、名人之述考城、考河，将屯氏河与屯氏别河混同，将屯氏河与今运河混同，不知魏县，误临清，乱点永济渠，能知曹魏运河者乎。对于县域古地理而言《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清河又显粗糙和舛误。我们不妨静下心认真地研究解读《水经注》，去芜存真的参阅沿河县、城的历史沿革、出土文物、取土暴露的遗迹，以河述城，以城志河，重现曹魏运河。

一、曹魏运河的行河环境

古黄河以北的运河与江南不同，行河时要组织足量、稳定的水源是关键，沿途设有可供利用的水泊、湖陂在枯水季的补水（本文称水柜），泄水量小、水流缓、河道的婉延曲折又是其表象。水的含沙量是河道可持续性之内含，含沙量大的黄河和漳河就不适合作运河水源。曹操正是巧妙的利用清水、淇水、汤水、羑水、洹水、坰水、清漳河、张甲河等，最少设五个“枋头”调节水量（下有论证），在较少维护的状况下，从东汉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持续使用到北魏太平真君末（以450年记），最少有效利用了250年。究其可持续利用的原因，含沙量低、落差小是关键，以今海拔计算，从浚县枋头到今泊头直线距离350公里，坡降仅有1：1000；无翻坝的对比京杭大运河，从临清到泊头直线距离165公里，坡降1：1100。从今天看，作为航运河道讲，曹魏运河仍优于京杭大运河。

（一）位于“二渠”之间

黄河的早期历史创造了曹魏运河的历史地理环境。禹“乃酾二渠以引其河”，【3】形成了《禹贡》河和《汉志》河，二河分流或交替行流千有余年，“商竭周移”【4】即说其交替行流的一波。商末“竭”《汉志》河，独行《禹贡》河，才有春秋齐桓公时的齐国“四至”【5】[]齐吕违背禹开“九河”的初衷，“遏八流以自广”【6】，结果出现“河绝于扈”【7】的“周移”，即绝《禹贡》河，而全河东入《汉志》河，才有“周定王五年”【8】形成的“定王河”，从今濮阳直线到今德州，再合于《汉志》河，因首、尾均出入《汉志》河 ，不属黄河改道，仅有《周谱》记载，被汉大司空掾王横复述，才知还有“周定王五年”河决。【9】今大名有愜山（指金堤一线，汉世加高后命名），馆陶有陶丘、临清有贝丘，清河有广丘，武城有西山，故城有“大阜曰陵”的胥陵，连接这一串“山”、丘、陵，符合黄河行流的特征，此乃“定王河”。今人认为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河徙，从此齐国的国土减损30000平方公里。这便是曹魏运河的汉前高地环境，过《禹贡》河东，再东不过《汉志》河。

（二）鬲津河余脉，荡洹之迳

禹酾“二渠”后，“北载之高地，过洚水，至于大陆”【10】，太行山南段诸水，如沁水、清水、淇水、汤水、羑水、洹水、漳水等咸被截入《禹贡》河入海。“二渠”所夹的冀州（可能即《容成氏》所言“夹州”）的沥涝淫水形成如“鬲”【11】般的区域性湖沼，丰水季这些淫水总有所归，“鬲”的串联形成河道以入海，“鬲”间可津以为渡，故形像的称为“鬲津河”。应起源于今曲周县东南，可能漳水和黄河同时发大水时曾溢入，所以认为鬲津河也为《禹贡》“九河”之一。定王河时期的淤积、分割才有记载于《水经注》的广宗（今威县）“鬲桥”，德州市南的“鬲【12】县”。

《禹贡》河断流后，内黄隆起【13】阻隔了清、淇北行，禹河成了“白沟”；荡、羑、洹成了清河；漳水仍沿禹河故道成流。

汉元封年间的屯氏别河，仍未放弃“鬲津河”沿途洼地，再次填垫“定王河”所余之“鬲”。不留痕迹的冲圯汉初许多封国和县，也难觅九河故道。清河水又沿屯氏别河故渎行流，一改此前的在清河郡东南入《汉志》河。一如即往的、清纯的悠悠东北去，最终被曹操所钟。

二、枋头的兴建

汉献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十月，曹操在官渡战胜袁绍。袁绍死后，二子袁谭和袁尚闹内讧，曹操抓紧这一有利时机，利用水道运送军用物资，于建安八年（203年）顺利攻下黎阳(今浚县)，接着进攻蟠踞于邺城（安阳市北）的袁氏老巢，未克而返。应是为“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作准备，半年后的建安9年(公元204年)就夺取了邺城。这就是曹操“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的曹魏运河的前奏。此时的“白沟”可能是干涸的河床，岂能作“粮道”，在军事家曹操眼中仅是“水到渠成”的问题，用大枋木筑成堰，阻止淇水南流入黄河，使其向东北流入白沟，遏淇水筑枋堰的水利工程被称作“枋头”，巧妙地将清、淇、菀与白沟结合在一起，对枋头工程王守春先生在《中国运河开发史》中有精辟而独到的专章论述。

曹操兴建枋头，开白沟，以邺城为中心。为了完成统一中国北方的夙愿，开凿平虏渠、泉州渠、新河北征乌桓，再开利漕渠连接邺城。历史的后来虽有牢牢地镌刻于史册的枋头，也有千年前《水经注》的记载，今天人们面对地图查曹魏运河径流，仍是如堕五里云雾，不知所以。

读司马光《资治通鉴·晋纪》：“以（苻）洪为龙骧将军、流民都督，使居枋头；以羌帅姚弋仲为奋武将军、西羌大都督，使帅其众数万徙居清河之滠头。”【14】，才知曹魏运河的清河段沿今清凉江一线。“滠头”在今枣强县清凉江畔的旧县村东，《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都有羌垒的记载。南有淇水“枋头”，北有清河“滠头”，将曹魏运河拉在一起，引起笔者对含“头”字地名的关注。

（一）五枋头——从村名“五方头”考起

今故城县清凉江沿岸的有杨五头村和一称“冷高常”的村庄历史背景复杂，现两个村名均系简称，前不久还称杨家五方头、冷家五方头、高家五方头、常家五方头，共四个，后三个在成“大队”时才合成一村，称“冷高常”。根据时武城县地理民谣有“五方六尧四儒林”，总以为有五个称“×方头”的村庄，经多次走访得知杨五头村后街曾有一称“崔家五方头”的小村；冷高常村中曾有过一个称“郭家五方头”的小村，加起来有六个“五方头”，总对不出“五”这个数字。经过野外勘察发现，冷高常村北、西、东南各有一处灭失的村庄遗迹，经查道光《武城县志》，推测这三处遗迹可能是侯五头、后五头、赵五头三个，与上述的六个加起来，就有九个“×五方头”，仍然对不成“五”这个数字，所以断定，不是有五个称为“×方头”的村庄而“五方头”应是一个固定词组。只有道光年间还存在的不加前缀的“五方头村”【15】才是古五方头。在高鸡泊的研究中发现，冷高常村南、杨五头村北正是高鸡泊的主要入水口，这就为“五方头”曾是“五枋头”找到了修建原因，原来是曹操开运河时在沿途最大泽陂——高鸡泊处所建减水、补水的第五个“枋头”才能合理解释。年久日深的“五枋头”，读音“wǔfāngtòu”，写成了“五方头”。实际也不奇怪，今天的方形木料，古称“枋子”，今均称“方子”。

（二）四枋头——“姚四头”村

根据“五枋头”的思路，五枋头与枋头（浚县）间还应该有称二枋头、三枋头、四枋头的水利工程，是否至今还有村庄保留着以“枋头”命名的印记呢？在沿《水经注》查曹魏运河时，在今邱县有东姚四头村和西姚四头村，其东侧即《水经注》所言“（清河）又东北迳平恩县故城（今邱县邱城镇西）东……其水又东过清渊县故城（非馆陶清杨村，应在临西尖冢村）西，又历县之西北为清渊，故县有清渊之名矣”【16】的清渊泽陂，其“为”字标志着“渊”是清水流注而成，清渊泽应是曹魏运河减水、补水的“水柜”，今天此处经北宋黄河北流的淤积，最低洼处在东姚四头村东北20公里的临西县贺伍庄村，“四头村”即沿时清河所建的第四个“枋头”。应该是专门设置的“水柜”通过“四枋头”调节运河水量。在四头村所建“四枋头”可能有启闭装置，因无证据，在此提请关注。姚姓迁民入驻时应该还称“sìfāngtòu”，后简称为“姚四头”，今天姚四头村名起源的：姚老四当官后，村名称为“姚四头”，显系附会之说。

（三）三枋头——“房头”村（樊河道村）

在今大名县杨桥村东北，有一村庄叫樊河道村，远近乡里则称其为“房头”，应是“白沟又东北迳罹勒城东，又东北，漳水注之，谓之利漕口”【17】的利漕渠枢纽处，“房头”村，应该系“三枋头”。洹水西南来与其北的新河合流，新河即穿鸬鹚陂、林台泽后又东北流的一支洹水支流，在古魏县（今魏县东北）西再合洹水，使曹魏运河水量加倍，再有西北来的漳水加入，属清河段水量最大处，故设“三枋头”。“三枋头”与东北侧的泽陂连接，樊河道东北的几个鸭鹅村南，金堤（定王河高地）以西即为贮水泽陂，由“三枋头”调节。关于今称樊河道村的原因，可能是“房头”村位置有迁移才称樊河道。

（四）二枋头——“岗头”或为“二枋头”

再向南沿洹水查找，虽有以“头”命名的村庄，但再也找不到建“枋头”的水源、泽陂条件。再向南寻找则到了《水经》所言“又东，过内黄县南，为白沟”【18】的“内黄县【19】南”之曹魏运河，所行之河与白沟和黄泽的关系，黄泽与荡水、羑水、宜师沟的关系、位置，历史解读就不一致，本文在此不展开讨论。此处的汤阴县东18公里处有三个称为“×岗头”的村庄，估计其东岗头村的位置在曹操时期应建有“二枋头”，调节黄泽与曹魏运河的丰枯。

（五）枋头

汉建安九年，魏武王于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水东入白沟以通漕运，故时人号其处为枋头。【20】这是曹操建枋头300年后郦道元的记载，历史有很多人为《水经注》作注，对枋头都有描述。近代和今人研究枋头的文章也不计其数，本文不再叙述。仅将今人研究的枋头示意图再绘以逞。（枋头示意图见图图1-8-1）

图1-8-1枋头与诸水的关系示意图

郦道元为《水经》作注，主要讲述“河”与“城”的关系以及沿河名胜古迹，对“河”本身则着墨不多，在曹魏运河上同样如此。近人多热衷于历代战争的描述，在开白沟上，读到最后只能得出结论：曹操为夺邺城而开白沟，为追袁裔而开平虏渠、泉州渠、新河等。为什么不说曹操志得邺城是控制“河北”【21】，建设“河北”呢？

实际战争是手段，是表像，完成经世宏愿才是曹操的真实意图。上述沿河“五”枋头的兴建，能窥测曹操的真正意图之一斑。在运河上兴建枋头是曹操长治久安的宏愿之一。

二、从利漕渠开挖窥探曹操的宏愿

研究曹魏运河的大家只谈泉州渠、平虏渠、利漕渠的开凿，给人的印像好像是曹操开凿的运河仅此而已。前三河如果是由于军事上需要的话，开利漕渠则不同，主要是从政治需要出发的。邺城北控河北平原，南联中原腹地，地位重要，邺城本是袁绍、袁尚父子的大本营。曹操消灭袁氏势力后，将自己的政治中心由许都（今河南许昌市）北迁于此。因此，他很重视对邺城的建设。发展这里的水路交通，兴建利漕渠，便是其中一个方面。它凿于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以漳水为水源，经邺城，向东到馆陶县西南，与白沟衔接。白沟是当时河北地区重要的水上交通线，利漕渠凿成后，邺城因有白沟之利，对幽燕中北部的控制，和对黄河以南的联系，都大大加强。在上述考证的“五个”枋头外，沿河旧槽的开挖，沿河泽陂“水柜”的利用，如黄泽、鸬鹚陂、清渊、高鸡泊等，也决非拍脑门子工程，从这些潴水湖与五个枋头的兴建，也决非因讨袁尚而开凿运河所能以解释的。连曹孟德的功劳历史就未能详述，水利专家是那位谋士更是不得而知了，可能与曹操的将作大匠董昭有关。这就不能不提到利漕渠，利漕渠长30公里，能见这位专家的功力。邺城在利漕口之西19°南68公里，利漕渠的入漳水口则在西57°北30公里的斥漳县【22】南，与目的地成76°角开河（与今地理关系见图1-8-2），何其南辕北辙呢？

（一）利漕渠的科学性

史念海先生对利漕渠向西北开河就有怀疑，认为可能此处离漳河最近。实际距离漳河最近处在利漕口北24公里处，距漳河最多20公里，所以“近” 不是主要原因。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利漕渠就不平凡在这“南辕北辙”上。

1、漳河的桀骜不驯是出了名的，善淤、善决、善徙，最大时流量16000立方米/秒，平时流量5至20立方米/秒，作为运河显然不够条件。作为运河河道，水量充足而不流为最佳。所以曹魏运河选择了淇、荡、洹，而利漕渠也不违背用“清水”的原则，以保持运道的可持续性，否则一夕即淤的利漕渠，怎能“长治久安呢”？我们用现代手段测量，漳水的入口大约在今曲周县南的大河道乡与安寨乡之间，海拔为44米；利漕口位于今大名县北的樊河道村（房头村）海拔为44米，房头村在北宋元丰年间有黄河北流，有淤积，靠近金堤处淤积不会超过2米，估计利漕渠的落差不超过2米，比降为1：15000，真是最佳运道。

图1-8-2利漕渠与漳河、清河的位置关系

2、在今广平县北还有漳水的沉淀泽陂，北魏时称“平恩城，有康台泽”，【23】即今沙河-清凉江发源地。所以利漕渠不向今海拔50米以上的今肥乡县以南开河。主要目的仍是防漳河落差太大而在短期内就淤平河道。

3、“南辕北辙”的开河还有深谋、睿智处，即，利漕渠与漳河顺水结合，不致于在漳河丰水期对利漕渠造成淤积，或漳水凶猛将利漕渠冲毁而影响清、洹的持续。

分析认为，此处开河属本地区最佳位置。只有深谋远虑的曹操，利用科学、睿智的谋土，共同完成这一壮举。

（二）沿河诸“头”的疑问

在循《水经注》考释曹魏运河时，从枋头始到滠头（枣强旧县东），今天有规律的分布着众多的以“××头”为名的村庄，从南到北有枋头、埽头、码头、岗头、台头、马头、房头、寺头、坞头、务头、凌头、指坊头、台头、段头、五头、营头、（滠头），沿途仅缺少两个“头”。从枋头——埽头——码头——岗头——××——台头——马头的两村之间的直线间距20公里，马头——房头——寺头——坞头——务头——凌头——××——指坊头——台头——芦头——五头——营头——滠头的两村之间的直线间距13~19公里。应该与三国至北魏时期运河的设施有关，或是码头，或是驿站，或是水利设施，……。除枋头和滠头外，均未被早期资料记载或复述，故而置问纠结。

古时所谓开凿河道，多是利用现有河道或低洼地，河道多婉蜒曲折，尤其是缓流区段。《故城县水利志》记载的明清大运河：“运河河槽弯曲。故城段自古就有“三望”苏家楼、“九望德州”和“甲马营一盘绳，弯弯曲曲至武城”的传说。”“据民国28年（1939年）资料，武城至郑口水路46公里，陆路25公里；郑口至故城水路40公里，陆路17公里；故城至四女寺水路17公里，陆路9公里。三段合计水路103公里，陆路51公里，水路陆路相差一倍。”【24】由此看来，今直线距离仅是参考值，以三国时1里为363米计，20公里合时55里，那时的河道并不像近代巨堰高堤的地上行河，水行地中，堤堰低矮，所以堤坝也是畅通的“高速公路”，陆路长度基本同于水路，水弯路随，估计沿曹魏运河一线两“头”间的距离为60魏里。

从设精准里程的“头”的角度考虑，需计程的项目有民用航站和递铺，其“头”有可能是站点，也可能是递铺，或两者兼而有之。

从水利设施的角度考虑，有枋头、岗头、房头、四头（此处不在距离相等的诸“头”之列）、五头，这“五”个枋头附近都有湖陂，其他的“头”附近并无湖陂。

从词义上分析，众多的“×头”，只有“码头”属现代常用词，其他均感稀奇古怪，尤其是与邻近村庄名称比较时，更显突兀。在村名起源上民间俗传：“五方头”村起源于“古时侯在船上出了领航的头（官），所居之村称‘五航头’。”“段芦头”村起源于“烘炉在本村是绝活，出了姓段的‘炉’头（官），故称‘煅炉头’。“姚四头”村则是“本村的姚老四作官后，人送村名姚四头。”显然是望文生义的附会，“头”的百义理解成“官”。这些村名保存了其古老的信息以显其古是一定的，使明朝移民前的“头”得以保存，加上方位或姓氏在移民后命村。但置于曹魏运河的序列里，仍是不能解释“头”的真正含义。留待有识之士正确解读，或能解读出诸“头”的兴建与曹操宏愿有关。

曹魏运河在过滠头（今枣强旧县东）后向东拐，距滠头直线12公里处有刘头村，向东北一直到南皮县再也找不到沿河以“头”字命名的村庄。

三、按《注》索河

《水经》《水经注》《水经注疏》是接力棒式的著作，《水经注》的以城志河，以河述城为主线，这就是我们在1800年后为寻找曹魏运河流径提供最接近原始的资料，《水经注》经历过传抄、流散过程。清人杨守敬在千百人传抄、注解《水经注》的基础上，集大成再著《水经注疏》，辨识他们的误读、误解。再引用《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在唐朝、宋朝地面上述说曹魏运河。今天我们再参考近世官方的、民间的对古城、古县、古镇的解读，结合本人对西汉屯氏河岔流的研究，北宋四次北流的研究以及汉黄河、宋黄河决口河与曹魏运河的立体关系，以求枋头到南皮间的曹魏运河古道，故曰：按《注》索河。

考证结果即为沿河诸“头”的直线连接的范围。详说细考即：

（一）淇水段

“淇水又南历枋堰，旧淇水口，东流迳黎阳县界，南入河。《地理志》曰：淇水出共，东至黎阳入河。”【25】“汉建安九年，魏武王于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水东入白沟以通漕运，故时人号其处为枋头。”（详见图一）《水经注》在内黄县南多次提到“白沟”，“白沟”历史上就是著名河道，因干涸的河床才被称之为“白沟”，曹操开淇水行河并不皆用“白沟”，而是不同阶段利用了“白沟”以淇水行河的缘故。很明显，在今滑县西7．5里范围内曹魏时期到明清有过白沟、曹魏运河、隋炀帝运河和卫运河，都说“入白沟”，相互占压、穿插是很自然的。历史上方家对此争论不休，各持不同见解，在此不多辩。

淇水入白沟后东北到今滑县（以百度地图所标的政府所在地为起点，下同）西7．5里的浚县小河镇东，其村南有“埽头”村。淇水北过同山（太行山东麓残山）东，在浚县西南16．5公里，再东北到“雍榆城南”，以杨守敬《水经注疏》引“《释例》作雍榆城，在今浚县西南，俗呼为瓮城。”即今浚县西南10公里的瓮城村，过瓮城东再东北过“白祀山东”，白祀山在浚县西10公里的白寺村。淇水再东北过今善化山东，有三个《水经注》所言的淇水标志城，一是顿丘城，先迳其东，再向北，弯向西南，再西流，顿丘城就位于“称钩弯”中，即今浚县西北11．5公里的屯子村；二是土军城，位于顿丘城旁边；三是屯子东偏南5．5公里，浚县北8．5公里的“牵城”为今前军寨村和后军寨村处，历史上解析很不一致，郦道元在淇水过枉人山后举出杜预说：“黎阳东北有牵城”；《寰宇记》说“牵城在内黄县西南十二里”；《路史》说“内黄西南三十里有故牵城。在今浚县北十八里”；显然历史上对内黄县曾有四迁城址的解读不一所致，对淇水迳流解读差别很大，浚县人则认为在《路史》说的后一个位置上。在屯子村南有“码头”村。淇水在顿丘城东绕北向西后，再拐而北过顿丘故城西。顿丘故城才是汉前的顿丘城，位置在浚县西北13.5公里的蒋村西南，有古遗址，出土有周代的筒瓦、战国的瓦当、汉代的青砖、汉代的砖雕等，也为《诗经》的“送子涉淇，至于顿丘”找到出处。

淇水再过今东王村、东北出浚县界。

“淇水东北迳枉人山东”，因“纣杀比干于此山，因得名”，枉人山的位置，一直争论不休，其他残山仍可识别，唯此山被黄土掩埋而不能识，故而争执。但今天识别枉人山并不难，即以海拔高度识别，瓦岗村北海拔112米，高于四周村庄10多米，显系山基。与《元和志》不谋而合“枉人山在黎阳县西北四十二里”，《一统志》也说：“在汤阴县东南二十五里”，交点都指向今汤阴县东南的瓦岗村。枉人山或被《禹贡》河所淤，随内黄隆起的地质变动而抬起，与其南的“火龙岗”【26】属一脉，其后的石柱岗一直到东北侧的今岗头村则是岗的末端。

淇水所过的石柱岗位于枉人山余脉的东部，西岗村附近，再东2公里即淇水。“淇水又东北迳并阳城西”，并阳城大约在今汤阴县东南20公里的俎佐村。淇水再北到汤阴县东19公里的东岗头村。《水经注》又一次出现了“白沟”，“白沟又北，左合荡水”，似说在岗头村前淇水走的不是白沟，可能在小河镇以前迳白沟，小河镇以后并不走白沟，到东岗头村前后再迳白沟。

（二）荡水段

“白沟又北，左合荡水”交河口在东岗头村，所合荡水包括羑水、黄泽（明末孟家潭）水、宜师沟水。荡水过汤（旧时称“荡”）阴县南向东流入白沟。在汤阴县西侧有多条节令性水道，长沙沟、宜师沟被《水经注》记载，它们与荡水的支流有合流，在入荡水主流前也称黄雀沟，在过枉人山西后东北流合于荡水主流，在今东岗头村入白沟。

在汤阴北还有一羑里水，因过羑里城而得名，因商纣王囚周文王于此而著名，其水东入黄泽。

黄泽是颇让人思量的泽陂，今已不存。《水经注》说：“县右对黄泽。《郡国志》曰：县有黄泽者也。”而《汉书·地理志》则说：“内黄，黄泽在县西，则泽在县之右矣”，显然此处以“西”为“右”。《元和志》说：“黄泽在内黄县西北五里”。考之，此时的内黄县已于隋开皇年间东迁到今旧县村，李吉甫所指又成了永济渠西侧为黄泽，以永济渠为曹魏运河了！《汉书·沟洫志》明明说：“内黄界中有泽，方四十里”证明了有很大的黄泽曾经的存在，今天应该有迹可循，我们以《读史方舆纪要》的指示查寻：“旧时泽广数里，有堤环之，曰黄泽堤，今堙废。内黄城西北二十里有孟家潭，或以为即故黄泽也。”在今蔡故城村（或为隋前内黄县）西10公里左右有低洼区，就是黄泽的遗存，至今仍是村庄稀疏处，因为此处未经西汉黄河和北宋黄河的淤积。黄泽为明清间的孟家潭，位于今汤阴县菜园镇、安阳县瓦店乡、安阳市文峰区的结合部。（淇水与今地理关系见图1-8-3）

“白沟自县北迳戏阳城东”，其中“县”即北魏内黄县。关于内黄县确切的位置，历史上就没人给出结论，因此而引起现代人的争论。《水经注疏》在讨论戏阳城时说：“至北魏末，省内黄，隋于故城东南十九里复置”的“十九里”应是北魏时准确数，而不是大约距离，1北魏里=463米，合今8.8公里，正是蔡故城村“东南”至旧县村的距离，再根据黄泽与白沟的关系，本人赞同王基勋等人在《内黄县故城考》中的说法：北魏前内黄县在今安阳县“五个”故城村附近，隋设内黄县于旧县村，北宋中期被黄河冲圯，南移向故县村，时间不长再移到今县址。本文根据安阳市东南28公里处的蔡故城村东有南故城沟北村和南故城沟南村的“沟南”“沟北”估计，最晚在明初移民时仍有“沟”相隔，此“沟”

图1-8-3 荡羑合淇图

即“白沟”的“孓遗”。故认为白沟在蔡故城村南东流，穿过沟北、沟南两村间再向北。北到戏阳城东。

（三）洹水段

“白沟自县(内黄)北迳戏阳城东，世谓之义阳聚，”“戏阳”城因春秋时晋国正卿荀盈到齐国娶媳妇，返回时死于此，被《左传》记载，而流传于史。戏阳城的位置在晋长乐县、隋尧城县、唐永定县、宋永和县即今安阳永和村之东，“在内黄故城之北，更在唐、宋内黄之西北也”，“本内黄北二十里”，都是《水经注疏》的解读，“二十里”是大约数，应该在时20-24里间，引用的许慎之说，应该是曹魏之里数，1魏里=363米，应该位于今蔡故城村北8.5~10公里的崔高利与南郭村间。戏阳的“戏”原书为“羛”，与“义”通用。

白沟径戏阳城东，“又北迳高城亭东”，其“高城”历史上解读欠缺，本人认为今田氏镇东北的诸高城村应为“高城亭”而演变的今村名。白沟在曾高城村西与洹水合，即“洹水从西南来注之”，标明洹水与白沟顺水结合，以减少“T”结合对白沟东岸的冲刷。（见图1-8-4）

“又北迳问亭东，即魏界也”，估计问亭在今回隆镇附近，此时问亭即魏县的一亭（乡级建置），也是魏县的边界。再东北过今车往村，东北迳南、北台头村再东北流。运河的西北有鸬鹚陂、林台泽，也一直有水，在曹魏运河时也是一重要“水柜”，但不在此地入洹水。到北周前，林台泽陂萎缩才成平陆，到唐时只有鸬鹚陂“在县西南五里”【27】。水泽之地无建城的地理基础。过问亭后，在郦道元时代，并无作标志的城镇，所以直接说到“魏县故城”。“魏县故城”的出现说明非时城是肯定的，这是郦道元行文的特点，凡非时城即称“故城”。以常识而言，凡出现“县”最早在秦，而即引东劭曰：“魏武侯之别都也”引起误会，应是汉初设魏县之地。“魏，都尉治，莽曰魏城亭”【28】在王莽时已非县城了，成了“魏县故城”，系后世魏县下的“亭”级编制，与后来的魏城县更无直接关系。那么王莽时的魏县在何处呢？“魏，汉旧县，在今县南。天宝三年，移于今所”，【29】其“今所”“东至州四十里”，【30】“四十唐里”合今18公里，以唐魏州（在大名县大街乡红寺村，应在贵乡县范围）向西北测距，大约在王村乡西店村附近即“今所”，天宝三年（744年）前的魏县大概即今学界认同的大名县西南5公里的双未城村附近。

曹魏运河与今卫河不是同一流迳，不迳双未城村附近，而过今魏县马头村再东北流，过“魏县故城”附近，“左与新河合，洹水枝流也”，说的是洹河过邺后分两枝的新河，“东绝坰沟”的一支，新河交叉坰沟后继续东流入鸬鹚陂、林台泽到今魏县西南，再东北流的仍称新河，呈西南-东北方向，入“魏县故城”附近洹水的新河，只能东北流向，过馆陶西。新河入白沟的河口在今大名县西北13.5公里的南海子村附近，所以“魏县故城”位于今称“旧县庙”的位置，即祝村附近，白沟径其西北。汉魏县有两个，一即“莽称魏城亭”的“魏武侯之别都”；一即唐北迁前在双未城的一个，都是西汉之县址。这样的例子很多，如，两个汉鄃侯；两个汉信乡侯；两个汉东阳侯；两个汉蓨侯，今天只知其一，学界也不清晰另一个城址而引起争论。

图1-8-4 洹水入白沟图

“白沟又东北迳铜马城西”，历史的后来并无文献谈到铜马城的位置，我们只能根据今大名城西北14公里的赵家庄西南耕地走向来估计北宋元丰北流河道曾沿曹魏运河行流，赵家庄在古河道中，以此估计铜马城在今程马寨村附近，白沟曾径村西。“白沟又东北迳罹勒城东”即到了杨桥村东，因其东北有“房头村”，以杨桥村作为罹勒城的估计，就找到了“又东北，漳水注之，谓之利漕口。”利漕口即利漕渠引漳河入洹水处。（见图1-8-5）曹魏运河过利漕口后，“自下清漳、白沟、淇河，咸得通称也。”再下我们将白沟、淇河、清漳合流之曹魏运河称之为“清河”。

（四）清河段

“白沟水又东北迳赵城西”之“赵城”，即东魏天平二年（535年）分馆陶县所置贵乡县，郦道元时尚未置也，所以郦仍以古赵城称之。贵乡县，东魏天平二年（535年）分馆陶置，治赵城，在《旧唐书》记载的魏州西北三十里，即今黄金堤四村。清河再北即入今馆

图1-8-5

陶县域，大约在孟良寨村“阿难河出焉”，阿难河由北魏时期广平郡守李阿难所开，用于灌溉的引水渠。主要利用清河水多源而水量稳定，而引清以溉，引水渠末端连接漳河故道。北魏时漳河在此已为“渎”，所以郦道元才说“以利衡渎”，意即流入漳河，而不是后人认为的“引漳入清”。《元和郡县志》对阿难河描述较多，认为是漳河故道，“衡漳故渎，俗名阿难渠，在县（洺水）西二百步”，【31】其洺水县在今曲周县东南，至洺州五十唐里，在今白寨乡东南入故漳河，隋唐时洺水（河名）西来经此县。

“白沟又东北迳空陵城西，又北迳乔亭城西”，其“空陵城”不知何出处，其“乔城亭”“东去馆陶县故城十五里”，显然馆陶县另有其地，郦在下紧接说：“县，即春秋所谓冠氏也，魏阳平郡治也。”其“县”即北魏馆陶县城，然历史对阳平郡城的迁徙争议颇大，阳平在西汉时位于今莘县，虽离馆陶不远，但有故黄河的隔绝，互不通属。阳平属东郡，王景治河后阳平成了河北，西晋移到元城，石赵时移郡治馆陶，是今天史家的认识。《魏书》说：“阳平郡，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年）分魏置，治馆陶城”，【32】唐《元和郡县志》说：“魏文帝改属阳平郡。石赵移阳平郡理此。”【33】这两家的争论也可能因馆陶县的位置而起，因为唐世元城和馆陶间又夹了一个贵乡县，看来靠分析阳平郡还是找不到北魏馆陶县。但“馆陶城”非馆陶县治所，而是县旧城，应是清晰的。“馆陶，二汉属魏郡，晋属，有馆陶城”【34】，也就说“馆陶城”仍属馆陶县，没有大距离迁移。移出“故城”的原因可能与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年）的“河复北决于馆陶。屯氏河行流长达70年，应于元封二年（前109年）后西移县治。北魏馆陶县在何处仍不清晰，我们再回来分析《水经注》以求馆陶县治，“其水（清河）又屈迳其县北，又东北……”的“县”即馆陶县，如果以1955年3月自北馆陶南迁的夹卫河的南馆陶为北魏馆陶，清河水迳县北，再东北，就入了今卫河或过卫河东趋，然而清河过了乔亭城西后又东北流向平恩故城东，不是流入今卫河，足以说明北魏馆陶在乔城亭附近，乔城亭“东去馆陶县故城十五里”，亦即“馆陶县，西（南）至州五十里”，【35】定北魏馆陶县治在乔城亭附近。以城的位置与清河的走向，考定乔城亭在今馆陶县西南9公里的北拐渠村。

清河“又东北迳平恩县故城东”，据《汉书》记载：汉宣帝地节三年（前67年）置，封于皇戚许广平为侯国。高齐天保七年（556年）移于斥漳城。开皇六年（568年）又自斥漳移回平恩故城，位于西至唐洺州八十三里（合今37公里）处，今至邱县11公里的原邱城镇南街村西，北魏时的平恩故城即此。北魏时的平恩县的位置，据《畿辅通志》所载：平恩城，在曲周县程孟（今东、西呈孟）村，元魏时置县。清河过馆陶北拐渠村北入曲周县北寺头村东，向东北曲径至邱县坞头村东，即“迳平恩县故城东”，其水又东过清渊县故城西，再向北过东姚四头村，即为曹魏运河的“四枋头”。

“四枋头”东北与清渊相通，清渊的位置：在清渊城西北的今临西县摇鞍乡南镇村，东至大老官寨村以南的范围。因有北宋亡国时（1127年）黄河冲圯临清县，黄河水自此经今临西县入永济渠东侧一直未经北宋北流袭扰的洼地，再向清河县东形成黄泸河，北注圯枣强县（今枣强故县村），能知清渊陂的南侧被淤积，仅存临西县东来寨村附近的清渊孓遗。估计清渊陂的南缘不出今临西县南界，“清渊故城”应位于今尖冢村，以杨守敬引《临清州志》说：清渊故城“在州（今临清南旧县村）西南四十里”，也不出尖冢村附近。东汉应劭曰：“清河在西北”，即隔清渊陂“县”与“河”相望。“清渊县故城”即汉至晋的清渊城，清渊县在北魏时已离开此域，或如《中国历史地图》所标移到今清水镇。馆陶县清杨城为清渊故城，非也。

清河迳“四枋头”再东北缘清渊西东北向过今东目寨村，再北到临西县西界的务头村再东北，“张甲河故渎北绝清河于广宗县”，这句话来自《水经注·河水注》。就需研究张甲河与屯氏别河，据《元和郡县志》说：“张甲河，在广宗县南二十五里”，【36】广宗县距唐朝时贝州为“六十里”，【37】能知，时广宗县在今广宗县五里台村西范围。张甲河自今邱县来，过今威县蔡寨村南清河入于张甲河，张甲河再分成两股。一、西股我们称“入绛支张甲河”，即“左渎径广宗县故城西”，又出现了“广宗县故城”，就是东汉“和帝永元5年，封皇太子万年为王国。”到石赵时又“立建兴郡于城内”，两朝都在广宗建王国或郡城，北魏时移县到五里台村附近，所遗之城即“故县”，今写成了“固献”。入绛支张甲河过固献三村西，“又北径建始县故城东”，“建始县”即今威县东北16公里的南大城村，亦为石赵所置的五县之一，入绛支张甲河又北迳经城东，缭城西。二、其东股我们称“绝清支张甲河”。与西股分开后东北过固献三村南，又东北，过界城亭北，又东北，在今清河县西与屯氏别河合流，即为“张甲河首受屯氏别河于信成县者也”，再直线东北到枣强县故城东。

再以《水经注·河水注》讨论屯氏别河，屯氏河在馆陶沿今卫河东北去。在今尖冢决出一支北流，即屯氏别河北渎，直北迳今临西县，再北于信成县（清河县西北）绝张甲河（途所经鲧堤系北宋时加高成形）。其水在过临西县北向东北沿古清河分出，即《水经注》“屯氏别河又东北”，说的是屯氏别河的一个分支， 因东北到张相如的东阳县（在今故城县城南），我们称其为“张甲河东阳支”。清河水经张甲河之乱，屯氏河之乱，东阳支、绎幕支之乱，再加之漳河中路【38】之乱，曹魏运河与北魏清河在清河县流迳并不相同。清河、张甲河在汉元封二年（前109年）接收了屯氏别河之漫灌水，到广宗南又绞在一起70有余年。屯氏河断流后，清河在今威县大寨村向东入屯氏别河东阳支与屯氏别河分支处继续沿汉清河行流，过今清河县东南的东潘庄村南的汉清阳县南，自此向北是北宋前的低洼地，宋、金间黄河北流自然行流为黄泸河（黄路河）曾迳此。（见图1-8-6）

清水在亘古时期就曾存在，在大禹开河后清水注定要被《禹贡》河所截，古清水的下游只能成为清水故渎，有水也是沿途沥涝之水，加上沿途的洼地，则称“鬲津河”，或是某一时期有黄河决入才有“河”之称，已非清水为源了。《禹贡》河断流后乃洹水入注鬲津河而成条带状的清河，《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注为洹河，即清河也。清河是干不过漳河和黄河的，屯氏别河所经就无清河的份了；漳河也不是善茬，三、五十年一遇拔树漂庐，谁也说不出河甲河来自于何“河”，可能与漳河决入中线有关，同样没有了清河的份。《水经注》时代在公元500年，屯氏别河时代在公元前100年，张甲河在汉元封年前即存在，600年后若非郦道元曾作冀州长史时的考察，也不会说出今威县古河渎的七股八叉，虽然如此也不能算作时河的描述。曹魏运河此处行清河，然曹魏、石赵、北魏三朝300年对河道都有治理，至郦道元时代曹魏运河有过变迁，被《水经注》记载下来。清河在曹魏时期在广宗县南就不再是清河而成了张甲河，找清河必须将目光对准元封二年决屯氏河前的清河或战国的齐赵界河。清河在此直接向东“其水又东北迳榆（轑）阳城北”，其榆（轑）阳城即汉武帝封江德侯国，杨遵义等人在今临西县西南6.5公里的西马鸣堂村窑场的取土坑发现的印章、五铢钱，认为此处即汉榆（轑）阳城。清河再东接屯氏别河东阳支，在清阳故城南拐而向北。与时属魏郡的厝县以此清河相隔【39】。屯氏别的另一支，即我们称的屯氏别河绎幕支，自今临西县东北出南过厝县，即北魏时的清河郡和清河县。再于今运西北流，到今故城县（古武城县）建国镇的街南头入今运河，再拐东去绎幕县。

继续我们的“按注索河”，清河合张甲河不久，就在界城亭前分出。清河“迳界城亭东”，即公孙瓒死所，在今威县东19公里的南王曲村附近。

“清河又东北迳信乡西”，历史上有两个信乡侯国，可历史只明确记载了一个，即“甘陵西北十七里有信乡，故县也”，此处的清河刚王之子刘豹国。另一个是东平王之子刘鲤国，在今临清市东北，除《汉书·表》将刘鲤记为新乡侯（应为新信乡侯）外，历史再无任何描述，为此不知有多少人将清河移到今临清。刘豹之信乡大约在今清河县西南7公里的四家务村附近。

“清河又北迳信成县故城西”，石赵在信成故城置县“水东县”，历史上对解读清河郡、清阳县、甘陵郡、清河县、甘陵与诸“河”的关系争议极大，从《水经注》的信乡、陵乡、唐侯冢的误判始，李吉甫、乐史、顾祖禹、杨守敬、谭其骧等几位有主见的大师又各有见解，实际今天我们仍堕在迷雾之中。《读史方舆纪要》“信成城，县西北十二里。”和《太平寰宇记》“信成故城。汉县。后汉并入清河，在今理西北十二里故州城外是也。城东南去永济渠十里。唐咸通已前郡理于汉信城，即此也。”【40】对汉信成县的位置则十分肯定，在今清河县西北9公里的尹才庄与花园村位置。

“清河又东北迳清阳县故城西”，在北魏前至少在两个位置设置过清阳县，此“故城”非王吸清阳侯国，而是合并到清河王城的清阳县。唐永昌元年又西移到永济渠东的孔桥，那么此故城在今清河县东的蔡庄村附近，西移于孔桥的清阳县为刁楼庄。以此理解，清河水在信成北拐向东南，到甘陵之广丘北再拐北到刁楼庄村西形成过“S”弯，再北到段芦头村东南，再东拐接今清凉江，即“清河又东北迳陵乡西”，“陵乡”即东汉封梁松之侯国，在“东武城西南七十里”，应是“十七里”之误，“七十里”的位置就将陵乡推到今清河县的西南，“十七里”的位置在今故城县西南26公里的军屯村【41】，在《故城探源》《陵乡侯国考》一文中有考证。《魏书•地形志》载：“侯城，太和十三年（487年）置，有侯城【42】”。东汉陵乡和北魏侯城县在同一地，《隋书•地理志》载：“后魏侯城县，后齐省以入武城，【43】”高齐设武城县于信成。虽后齐将侯城省入设在信成的武城是合理的，但清河水绝不会在今清河县城东北再返折30余里去今清河县西南“迳陵乡西”，所以将陵乡县定在距东武城西南十七里的今军屯。军屯村以西为清河县的军营村，村名的来历相传是因战国时赵国大将廉颇曾在此扎营而得名。军屯偏西南是清河县的南赞固村，村中菩萨庙中曾有铁磬，上面铭文记载：该村原名为南葬骨。军屯村西北过清凉江还有一属南宫县的北葬骨村。有一南一北俩赞固，据推测两村间为“葬骨”之墓地。因葬骨之称不雅才改成现在的名称，改名是近几十年的事。再向南就是清河县的连庄镇，据《太平寰宇记》载：“廉颇冢，在县界。【44】”“连庄”之名也是“廉冢”的雅称或简笔。军屯村向西过军营村即为清河县的东野庄村，相传曾为秦国和赵国的古战场，因死人太多而成了乱葬岗，因夜间常有鬼火明灭，陵乡的名称来源应与此有关。

清河过段芦头向东穿插清凉江过清河县军营村，东北过瓦子庄西，即“清河又东北迳东武城县故城西”，东武城始于春秋之齐国，到战国时属赵，赵给平原君赵胜为封邑，汉设东武城县，至晋去“东”为武城。东武城在曹魏时期曾出了一位名士——崔琰，其祖上在战国末即定居于此，形成安平崔和东武城崔两大望族，到三国时崔琰仍坚持“不卑求官，不为卑官”的家传信条，成为历代文人的效仿的榜样，到北魏时又有崔宏、崔浩两代宰相。找到东武城在今天的地理位置才有可能确定汉陵乡、东阳、复阳、枣强的确切位置。根据取土坑暴露的墓葬能确定东武城的位置在故城县西南19公里的盐厂村西南【45】。根据北宋的《太平寰宇记》描述的北宋武城也能确定古武城在盐厂村西。清河在东武城西，经今诸儒林村再经故城西侧诸尧头村，沿今清凉江到“五方头”，即曹魏运河的第五个“枋头”，五枋头与东侧的高鸡泊连通，这是曹魏运河沿途最大的“贮水”湖泊。

“清河又东北迳复阳县故城西”，复阳县即西汉封右司马陈胥的侯国，东南距东武城30汉里，西北距汉枣强18宋里，能匡定复阳城在今饶阳店西北的刘辛庄，在刘辛庄村西南也查到“故址”的砖瓦瓷片。清河过其西，流迳基本同今清凉江，因西汉张甲河曾迳复阳城东，所以史志多将复阳叙述在枣强县。清河再向东北过今古漳营头村，隔清河与故城县的两个“土营”村相望，据《故城县志》记载：土营村曾出土战国时期的石磨、碾子及灶台，估计是曹魏的屯田兵营，古漳营头村乃曹魏运河的一“头”。沿清凉江向北有故城县的三朗镇所在地的两个村庄，北镇和南镇，故老对三朗的称呼一直为“三老”。一般认为“三老”是古代掌教化的乡官，起于汉朝。据《水经注·浊漳》河伯娶妇记载，“（西门）豹往会之，三老、巫、掾与民咸集赴观”，表明在战国时期就已经设有“三老”之制，汉帝刘邦时的“三老”仅是被明确记载而已。

“清河又东北流，迳枣疆县故城西（东）”，杨守敬认为其“西”应改为“东”。郦道元认为“枣强故城”是“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封广川惠王子晏为侯国也。”这则记载是不正确的，枣强侯晏属广川王子侯国，以汉武帝推恩令之规定应裂广川王国地，不会占清河郡（此时尚未在清河郡设置王国）地，王子侯国在今枣强县东的故县村。实际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枣强县，但遍翻《史记》也查不到“枣强”，原来在《史记·表》【46】中记载的第七十一侯的“彊”国就是枣强国，不知什么原因而脱漏一“枣”字，《汉书》的作者班固沿袭了《史记》的错误(有考证认为《史记》成书后因保存不善而遗失“表”，后用《汉书》补齐)，仍记载为“彊圉侯留肸”【47】而不是“枣彊圉侯留肸”。中国历史上有成百的学者在为这两本书作“注”，依然没能看出错误之所在，一直

图1-8-7 曹魏运河与历史河流图

到今人注解时还在“彊”下注解为“其地不详”，这就使枣强的身世沉入历史的深渊，难怪人们一直找不到汉枣强县了，《水经注》时亦受《汉书》影响而搞错。细心的学者还会在历史的迷雾中找到枣强的“家谱”的，请看汉后千年唐朝人李吉甫写的《元和郡县志》：“本汉旧县，属清河郡。高帝以留朌（肸）为枣强侯。其地枣木强盛，故曰枣强。”【48】他虽确定了留肸封于枣强，但仍未能指出正确的地理位置，皆因汉枣强和唐枣强都距郡治68里的巧合。北魏时期的郦道元在《水经注·河水注》和《水经注·淇水注》里描述清河和张甲河时提到枣强，“（张甲河）又东北径长乐郡（郡治在今冀州）枣强县故城东”。“清河又东北流，径枣强县故城东（杨守敬“西”改为东）。”【49】时转引“应劭《地理风俗记》曰：东武城县西北五十里，有枣强城，故县也”，再依最早描述枣强位置的李吉甫《元和郡县志》“枣强县，西北至州六十八里”【50】在今枣强县东南15.5公里的唐林乡、嘉会乡、王均乡三乡交会的区域，应该是可信的。

枣强圉侯留肸，官为都尉，打败项籍有功，公元前199年封于枣强，建立侯国，死后谥号为“圉”，位置在今枣强县王均乡的小楚村，村东的瓷片能证实隋唐以前此地的繁华。在留氏枣强失国后77年，才有“广川惠王子晏为侯国也。”此处到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年）黄河泛滥时便人亡政息，西晋时期再度繁华。

到明朝写《枣强县志》时，古儒们不知汉枣强，不知有两个枣强侯国。一个功臣侯国，封年早于推恩令；一个王子侯国，封年在推恩令颁布以后，而且规定王子侯必属汉郡，时清河郡有两个枣强侯国，一个在今王均乡小楚村，一个在今县东的东故 县村 。由于观念的不正确，才使枣强人懵懂至今。

“又北过广川县东”，即清河迳北魏广川县东，此广川位于今枣强县的旧县村东，此处境域复杂，是设在今冀州的西汉广川王国的东南境，绛河在其南，西来东去，即东汉阚駰所说：“县中有长河为流”，古清河在县南合绛而东流，将在南的清河郡和在北的信都郡、渤海郡分开，到元封二年（前109年）屯氏别河在信成合于张甲河，张甲河在此合绛河在县东向北流，所以称之为“屯绛”，屯氏河断流后只有逶婉的清河行流，不能再冲破屯洚70年的漫滩高地，故尔再沿清河行流。此时尚无北魏广川、羌垒、隋枣强，只有董仲舒的乡里（后称董故庄）。即“董仲舒，广川人也。”【51】始建刘颇广川侯国时（元朔四年，前125年）董仲舒已是54岁的老夫子，所以司马迁说的“广川人”是六国时广川地区人，而不是广川侯国人。历史河流一直绕董仲舒故里之南、之东，广川县和枣强县在隋前一直在今广川镇、旧县村、故枣强城间变换，对不熟悉古地理者准能“绕”晕。【52】羌垒即滠头集团的大本营，位于今旧县东的清凉江东支故渎处，《姚弋仲载记》：“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刘曜之平陈安也，以弋仲为平西将军，封平襄公，邑之于陇上。…… 勒既死（咸和七年，332年），季龙执权，思弋仲之言，遂徙秦、雍豪杰于关东。弋仲率部众数万迁于清河，拜奋武将军、西羌大都督，封襄平县公。”【53】与迁“关东”枋头的苻氏集团依白沟-清河沿线迁民，有羌、氐、羯人，来到传统华夏的中心地区，在这里首次与文化素质较高的汉人杂居，拜东武城崔氏为师，与崔悦一代崔氏有关，姚弋仲有子42人，一半以上生于斯，长于斯，绝大多数在此接受“儒学”教育，并长大成人，18年后石赵覆

图1-8-8 五枋头与高鸡泊

灭，再迁回陇西地区，有姚襄建立后秦国，24弟姚苌接替，形成了汉化程度很高的羌族政权，历史留名的还有姚绪、姚硕德都是在滠头接受过儒学教育的姚弋仲诸子。表明滠头文化为姚氏集团的政治、文化，打下了极为重要的基础。也为故城县、枣强县在东晋十六国的文化断层找到了维系。

隋后在旧县村设枣强县，直到北宋黄河北流移县至故县村，旧县村东清凉江东支故渎内的广川、枣强、羌垒、董子故里被冲圯，又是70年沦水，遗民分迁于高地才有旧县村、大董故庄村、小董故庄村。到北宋王朝的最后一年（1127年）黄河在临西县南东决，形成黄泸河（枯河、索卢河）又冲圯新建于故县村的枣强县，才西移县到今址。

“清河北迳广川县故城南”，“姚氏故垒在广川故城西南十八里”，广川故城距今旧县村东北7.5公里的广川镇秦村附近，即汉元朔四年（前125年）封中山王子刘颇的广川侯国，才是“广川县故城”。（历史故县、历史故渎与今地关系见图8）清河在广川故城南东折，过今景县西南26公里的刘头村。

“清河又东北迳历县故城南，水济尚谓之为历口渡也。”，东汉“应劭曰：广川县西北三十里，有历城亭，故县也”，应是方位描述错误，郦道元随后注为“今亭在县（指今枣强旧县村的北魏广川县）东如北”。《读史方舆纪要》所载已是“广川县东北三十里，有历城亭”【54】了！“三十里”是汉里（合10.3公里），即汉程黑的历侯国，在东汉广川县东北三十多汉里，“汉历县在观州蓨县西南四十六里。”【55】]其“四十六里”是唐朝贞观十三年(639年)唐王朝对全国政区进行改革的地理依据，比较可靠，并指出“故蓨城俗名南蓨城，在观州蓨县南十二里，汉县”【56】距古“历县”33公里的历亭县在今武城县的果里村。那么“历口渡”位于历县故城东南7公里的景、故城县界，即景县江江村和故城县赵鲁村再向东流。东入德州、故城、景县交界的“琵琶湾”（德州称“枇杷”，故城称“皮婆”），略循今大洋河。“左与张甲、屯、绛故渎合”，合口处应在南、北留智庙之西，此处一直是河渚共存，汉黄河、隋漳河、柳沟河、宋黄河都汇水于此。枇杷湾也就成了今德州查寻隋“广川”或“长河”的最重要的依据。

“又迳蓨县故城南，阻深堤高障，无复有水矣。”其“蓨县故城”即“蓨故侯福。清河纲王子。（本始四年，前70年）四月己丑封，五年，元康元年（前65年），坐首匿群盗弃市。”【57】]蓨侯刘福与蓨市侯刘寅在同时封侯，元康元年（前65年）因窝群盗获“弃市”之刑。“弃市”表明在繁华街市行刑，并暴尸三日以儆众。系此地历史记载的第一次群盗，较高士达之“盗”早676年。可见“三郡边鄙”，有时属渤海，有时属信都，有时属清河。原来东界以黄河为界，后被西南来的黄河（指屯氏张甲河）隔断，导致河港交错，高岗、沼泽并存，交通极为不便，连属地也只能依河渎、湖沼为界，给贼盗提供了条件。地理环境如此，朝廷也没办法，作为封国之侯不去“剿”反而“匿”，刘福也只能“坐”罪而受酷刑。蓨侯国时属“清河”郡。刘福享国仅五年，于元康元年（前65）蓨侯国撤销。虽无记载，应是国除为县。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出现的以“蓨”命名的县。被《汉书·地理志》记录为信都国属十七县之一，“蓨，莽曰蓨治。”表明“王莽改制”【58】前就有蓨县存在，应该是刘福蓨侯国之城。在属信都郡前属清河郡的“舌状地”一直沿伸到观津、昌城。王莽篡汉又称“蓨治县”时位置仍未变迁。“故蓨城俗名南蓨城，在观州蓨县南十二里，汉县。”【59】得知南蓨城在北蓨城南十二唐里（合5.5公里）的胡庄村到十三里铺村间。西晋迁县治后南蓨城仍是渤海郡高氏望族的聚集地。一般认为高氏始迁祖为东汉勃海太守高洪，经东汉直到唐末仍有蓨县高氏入朝为官，隋唐间有蓨人高士达造反。估计高氏族人在北宋后期被北流黄河冲击而逃亡。西汉至北宋间南蓨城的存续期逾千年，曾辖有故城县的里老乡部分村庄。

清河“又迳蓨县故城南，屈迳其城东”，“清河又东北，左与横漳枝津故渎合”，“横漳枝津”即在武邑县观津北二十里有一与衡漳相通的“桑社沟”，即“旧沟”，漳水大时在此积水成湖泊沼泽，水沿桑社沟南流到今武邑县观津村，并曲径到今青冢村南，又过蓨市故城北，东入于今景县西之从陂，其从陂又称摩诃（系梵语，意即“大”）河、桑社渊，“从陂”并不宽阔，但南北则长，北与潴横漳水的“子午潭”连，东南即《水经注》所言“清河又东北，左与横漳枝津故渎合”。（见图1-8-9）

图1-8-9 清河与屯绛、清漳、衡漳、柳沟关系图

“又东北迳蓨国故城东，汉文帝封周亚夫为侯国”，此“蓨国故城”即“汉文帝封周亚夫为侯国，故世谓之北蓨城也。”周亚夫封囯，享国不足20年即撤销，再为县时间也很短，屯氏张甲河时冲毁。周亚夫之国，位于今景县城西。清河过其东，东北流。

“清河又东北迳邸阁城东，城临侧清河，晋蓨县治”，出现了第三个蓨县，即晋设于邸阁城（战国时赵国的粮库）的蓨县，位于今景县东北8公里的古城村。但郦道元对三个蓨城均未注明系时县城，但《魏书·地形志》则记载有：“蓨，前汉、晋属，号脩，后改。”【60】郦道元在世时（527年前）设在邸阁的蓨县或有撤销或有迁徙，再建蓨县时城移到今县址南侧，迁址时期应在北魏后期，不在北齐，更不在隋朝。蓨县移至北蓨城，在公元527年以后的几年内。

“清河又东，至东光县西南，迳胡苏亭，……又东北，右会大河故渎，又迳东光县故城西”，显然有“北魏东光县”和“东光县故城”，其“故城”为东汉建武六年封耿纯的侯国，《读史方舆纪要》认为“东光故城，县东二十里，汉县治此”，【61】今东光县东南10公里的找王村。北魏时的东光县在何处呢？后来的地理志无人再提及。时“渤海郡，领县四，户三万七千九百七十二口十四万四百八十二”【62】以县平均户数计，东光县实有户数近万户，俨然大县。以拓跋魏的的国家制度而言，在前期，同姓王均为虚封，有其封王的名称，而实无封地，到元宏为帝后的太和十六年（492年）始行实封“食邑”，称“五等开建”。广陵王元羽“食勃海之东光二千户。车驾南伐，羽进号卫将军，除使持节、都督青齐光南青四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开府、青州刺史。以留守代京之功，增邑五百户。”【63】将东光县的2500户为元羽私辖，并建制（王国）。正如郦道元之言清河先过东光县西南，再迳大河故渎之右的胡苏亭，合大河故渎后迳“东光故城”西。以今天地理而言，“今东光县城。元羽死后其子元恭绍封， 于531年元恭为帝，不到一年被高欢所废，其后毒死。“东魏（534年始）改置勃海郡于此。”【64】因元羽父子王东光不足40年，史籍失载。东光今县城始城期应定在北魏太和十六年（492年）。

依照《水经注》的描述，清河“又东北过南皮县西”，“清河又东北迳南皮县故城西”，再北过今沧州市再到参户亭，因郦道元错置曹操所开平虏渠于饶阳县，引起后来学者千年误会。谭其骧先生在其《海河水系的形成与发展》中正确地解读了平虏渠：“按《魏志·武帝纪》，曹操在建安十一年（206年）既凿了平虏渠，……平虏城即西汉参户县治、东汉参户亭，今青县西南木门店，正是两汉滹沱河经流之地，那末，南起参户亭侧的滹沱河，北至文安县东注入泒水的平虏渠，应该可以断定，就是《水经·淇水》篇中自濊邑西“又东北过乡邑南(东)”一段清河。滹沱与漳水本汇合于参户亭侧近，所以平虏渠一经凿通，清河水便得经由北皮亭至参户亭间的一段漳水，注入平虏渠，北会泒水。到了写作《淇水》篇时，竟把北皮亭、参户亭间的漳水和参户泒水间的平虏渠，都看成是清河的一部分了。”【65】曹操于建安十年（205年）所开平虏渠即此段清河，为平定蹋顿曹操在平虏渠北还开凿了泉州渠和新河。可参考中华书局本《中国运河开发史》的论述。

注释：

[1] 《河渠纪闻》卷四。

[2] 请参阅王育民《南北大运河始于曹魏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3] 班固 《汉书》卷二十九沟洫志第九。

[4] 班固《汉书》卷一百上，叙传第七十载：“唯河为艰，灾及后代。商竭周移，……”。

[5] 《史记》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第二载：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若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

[6] 摘自程大昌《禹贡论》上，九河。原文：孔颖达引《纬书》“移河为界，在齐吕填阏八流以自广”。

[7] 郦道元，《水经注》卷五，河水。

[8] 《黄河水利史述要》载：“春秋战国时代的河决，除上述几次外，最重要的一次是周定王五年（前602年或前463年）的黄河大改道。据《汉书·沟洫志》载：‘大司空掾王横言……禹之行河水，本随西山下东北去。《周谱》云，‘定王五年河徙’，则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这是记定王五年河徙的最早资料，古人多以此次河徙为黄河第一次大改道。但从什么地方改道，经过什么地方，古史中没有记载，宋以后始有‘周时河徙（砱）砾’之说。清人胡渭在《禹贡锥指》中认为，《水经注》中所说的‘大河故渎’（王莽河）就是定王五年改道后的河道，一般多从此说。这条河道，经后人考证，大致经过现在的滑县、浚县、濮阳、内黄、清丰、南乐、大名、馆陶、临清、高唐、德州、沧州等地东入渤海。”

[9] 近世多以为是周朝的前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而在公元前442年的周朝谥姬介为“定王”，即后定王。《史记》注有记载。为防止混淆，现代《历代纪元表》都将“后定王”之谥改写为“贞定王”。本文据《古本竹书纪年》赞同岑仲勉《黄河变迁史》的观点，河决于后定王五年（公元前464年）。“晋出公十二年”（公元前463年）“河绝于扈”与“后定王五年”（公元前464年）有一年的牴牾，或是《古本竹书纪年》采用魏纪年的原因。

[10] 班固《汉书》卷二十九沟洫志第九。

[11] “鬲”读（lì）中国古代的一种炊器，用于烧煮加热。《说文解字》：“鬲，鼎属也。实五觳（hú）]，斗二升曰觳。”《尔雅·释器》：“鼎款足者谓之鬲”。《汉书·郊祀志》：“鼎空足曰鬲”。苏林注：“鬲，音历。足中空不实者名曰鬲也。”鬲的形状多半是腹圆、侈口、下有三足，其足上肥下削，中空。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陶制的鬲，这种陶鬲，是商周铜鬲的前身。铜鬲中，有一种鬲有两耳的，类似鼎。周代有附耳(耳从旁上出)的鬲。一般鬲高13—18厘米，故宫博物院藏“师趛鬲”，通高至50.3厘米，是所见最大的鬲了。铜鬲由商周至春秋都有，汉器仅有“公主家鬲”，存铭文，未见器形。无耳的鬲约系商代初期之器，这时期也有有耳的鬲，器多半厚重，上雕饕餮纹。周初鬲多厚唇短足，足中空，铭文常铸在口圈上，直竖的耳发展为附耳的形态。春秋的鬲，安徽寿县蔡侯墓所出，无耳无花纹，铜质较薄，一组有八个鬲，附有铜匕。鬲款足中空是为了容易煮熟食物，它应该是煮黍、稷或烹鱼肉的用具。

[12] 此处“鬲”读（gé），“有鬲氏”为古部落名，传说在今德州附近。夏的一个贤臣靡逃到有鬲氏部落。“鬲国”和“鬲津”中的“鬲”通常都读（gé）。

[13] 安芷生主编《黄土 黄河 黄河文化》黄河水利出版社1998年7 月第1版，《黄河冲击扇上部新构造运动与河道变迁的关系》102页，张克炜说“从遥感影像与重、磁资料分析，黄河冲击扇上部可划分为若干基底地质构造分区，即济源凹陷、开封凹陷、东濮凹陷、民权-黄口凹陷、武陟隆起、内黄隆起、太康隆起、鲁西隆起和邙山-广武山隆起。除后者外，余皆被近现代黄泛物覆盖。”

[14]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晋纪十五，咸和八年（333年）癸已。

[15]明·厉秀芳编修《续武城县志》乡里，武城县文化旅游局策划影印，2010年5月第一次印刷。

[16]郦道元《水经注》卷九 清水、沁水、淇水、荡水、洹水。

[17]郦道元《水经注》卷九 清水、沁水、淇水、荡水、洹水。

[18]郦道元《水经注》中桑钦《水经原文》。

[19] 《水经注》时代的内黄。

[20] 郦道元《水经注》卷九 清水、沁水、淇水、荡水、洹水。

[21] 加引号的河北，不是指河北省，而古时黄河南移改道前的黄河以北。

[22] 河北省广宗县城东南部，隋开皇六年(586年)建制斥漳县，后为洺水县治，唐会昌六年(846年)县废，今广宗县有古城遗址。

[23] 北齐·魏收《魏书》志第五地形二上。

[24] 郭念文主编《故城县水利志》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1994年8月第一版16~17页。

[25] 以下均引用郦道元《水经注》卷九或杨守敬《水经注疏》，不再加注。

[26] 火龙岗位于汤阴县城东南约30里，是一条东北至西南走向、有40多里长的土岭。

[27]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第十六，河北道一，相州。

[28] 后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八上 地理志第八上。

[29] 后晋·刘喣《旧唐书》志第十九，地理二，河北道。

[30]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第十六，河北道一，魏州。

[31]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第十五，河东道四，洺州。

[32] 北齐·魏收《魏书》地形志第五，地形二上。

[33]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第十六，河北道一，魏州。

[34] 北齐·魏收《魏书》地形志第五，地形二上。

[35]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第十六，河北道一，魏州。

[36]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第十六，河北道一，贝州。

[37]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第十六，河北道一，贝州。

[38] 现代人对历史漳河流路的分类，过今广宗县以西的称西路；行今魏县的称南路；行今清凉江的为中路。

[39] 参见本书《清河水考辨》。

[40]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五十八，河北道七。

[41] 郝金龙主编《故城探源》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2月第一版，216页。

[42] 北齐·魏收《魏书》志第五，地形二上。

[43] 唐·魏征《隋书》卷三十，志第二十五，地理中 清河郡。

[44] 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五十八，河北道七，贝州。

[45] 郝金龙主编《故城探源》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2月第一版，175页。

[46] 《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六。

[47] 《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48]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七，河北道二。

[49]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七，河北道二。

[50]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七，河北道二。

[51] 《史记》卷一二一，列传六十一，儒林列传。

[52] 详见郝金龙主编《故城探源》文史出版社2016年12月版第641页。

[53] 唐·房玄龄等《晋书》载记第十六。

[54] 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卷十四，北直五，枣强县。

[55] 唐·李泰，《括地志辑校》卷二，蓧县。

[56] 唐·李泰，《括地志辑校》卷二，蓧县。

[57] 东汉·班固，《汉书》卷十五下，王子侯表，第三下。

[58] 王莽仿照《周礼》的制度推行新政，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把盐、铁、酒、币制、山林川泽收归国有、耕地重新分配，又废止奴隶制度，建立五均赊贷（贷款制度）、六筦政策，以公权力平衡物价，防止商人剥削，增加国库收入。结果百姓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朝令夕改，使百姓官吏不知所从，不断引起天下各贵族和平民的不满。

[59] 唐·李泰，《括地志辑校》卷二，蓨县。

[60] 北齐·魏收〈魏书〉志第五地形二上。

[61]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三，北直四。

[62] 北齐·魏收《魏书》志第五地形二上。

[63] 北齐·魏收《魏书》献文六王上，广陵王羽传。

[64]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三，北直四。

[65] 谭其骧《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4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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