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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详情介绍：

• 1,八字命理基础知识之，排大运取流年的正确方法
• 2,穷算命，富烧香
• 3,禁用后世事，严禁“犯下”：乾隆皇帝把八股文推上了不归路

八字命理基础知识之，排大运取流年的正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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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了解八字命理知识，必须会排四柱。笔者在上篇文章中花费了相当的篇幅详谈了排四柱的具体方法及注意事项。四柱知识是基础中的基础，基础的东西贵在勤学苦练。对于四柱知识的重要性，笔者曾用建房先做地基，断命先排四柱的比喻作以说明，相信能够引起读者的足够重视。然而，能够正确排列四柱只是八字命理中的第一步，四柱排列出来可以看出命主命局格局的高低，成就的大小等情况，而在人生不同阶段的得失成败就要依大运流年来看了。这就好比在股票市场，绝对的牛市只能把股价引领至绝对的高位，而股价在缓慢抬升的过程亦又反复，这就需要切换到更小周期，看每周、每日甚至每时的走势图才能充分把握涨跌利润。股市如此，人生命运更是如此，命局不足的大运、流年来补。有的人八字格局好，但行运不好，虎落平阳，龙困浅滩，大事难成，有人八字格局本身不好，但大运流年好，奋发图强，一样飞黄腾达。可见大运流年的重要性，它是辅助命局来完成对命主命运的准确预测的。所以今天重点讲解根据四柱排大运取流年的正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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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排大运

排大运是分男女的。题至如此，有必要讲解一下八字命理中传统列四柱的格式。其实我们在现实中经常有缘看到，两个恋爱成功的男女在即将喜结良缘之时是要合一下八字的，这叫做八字合婚，这时候女方拿着红纸上面记: 坤造 ……（省八字），男方拿红纸上面记:乾造 ……（省八字）。这个就是八字命理中列举男女八字的正确格式。我们说过，八字命理出易学，易学里乾为天，属阳，故代男方，坤为地，属阴，故指女方。

八字命理中排大运的方法是以传统十二个节为起点，月柱为基础，遵循阳男阴女顺排，阴男阳女逆排的规则来排列的。具体解释如下:

1，何为阳年，阴年？

天干里甲、丙、戊、庚、壬为阳干，所以年柱天干如上者为阳年，天干里乙、丁、己、辛、癸为阴干，所以年柱天干如上者为阴年。

2，大排排列顺序

阳年生的男子或者阴年生的女子，大运以月柱为基础，顺排;阴年生的男子或者阳年生的女子，大运以月柱为基础，逆排。以今天为例，2018年2月6日，以前所学，可知年柱戊戌，月柱甲寅。戊戌是阳年，所以今天出生的男宝，大运由月柱甲寅顺排，依次为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一步大运为十年，人生百年，八步足矣，故命理上只排八步。同理，今天出生的女宝大运当由月柱甲寅逆排，分别为:癸丑、壬子、辛亥、庚戌、己酉、戊申、丁未。

3，大运起点的确立

大运顺排的，计算出生之时起顺推至出生之后第一个节止的时间。大运逆排的，计算出生之时起逆推至出生之前的第一个节为止的时间。换算规律是“逢三进一”，即推算出的这个时间3天折合为1岁，1天折合为4个月，1个时辰折合为10天。即可知出生后多长时间起运。又以今天为例，今天出生的男宝顺推距下一节惊蛰（2018年3月5日）27天，27除以3刚好为9，故今天出生的男宝9岁开始起运。今天出生的女宝逆推距上一节立春（2018年2月4日）刚好2天，2天折合8个月，故今天出生的女宝8个月开始起运。

4，注意事项

大运管十年，大运分干支，原则上天干管五年，地支管五年，这个要分清楚。另外，传统农历有二十四节气，但是其中分十二为节，十二为气，命理中的月份和起运都是以十二节为准的。现行八字排盘软件及民间算命者多有弄错，在此提醒，以正视听。十二节分别为立春、惊蛰、清明、立夏、芒种、小暑、立秋、白露、寒露、立冬、大雪、小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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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排小运或取流年

有大运就有小运，这个比较好理解。但是在小运的具体定义上，学术上有些争议。当今八字命理界，门派林立，百家争鸣，加上自媒体的普及，言论更加泛滥。有的人主张小运遵循如同大运顺逆的规律，用时柱来排，有的人主张小运根据男起丙寅顺推，女起壬申逆推。当然更多的人赞同直接以流年取代小运，我在实际应用中亦坚持后者，小运直接取流年。大运司十年之吉凶，小运司一年之祸福，流年取法，方便明了，符合大道至简的易学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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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码字，难免疏漏，欢迎指正交流，更欢迎点赞关注收藏。你们的肯定是我坚持下去的的最大动力。

笔者: 八字命理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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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算命，富烧香

穷算命、富烧香，我们艰难困苦的时候都喜欢算命，成功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实力非凡，失势时才觉得，都是命运的错啦，不赖我。

八字说简单还是蛮简单的，五行分清，天干地支，刑冲合害，现在大概分为旺衰和格局两派，各自推崇的正本是《滴天髓》和《子平真诠》，各自看一遍，大量案例对比，就能看个大概。

这叫做贫富寿夭，命里有数。

非常贫贱和非常富贵的，我也可以一眼就能看出来。

可是最困难之处八字就在于细微处的变化，富贵与贫贱可能系于一字，并且流传久了，《子平真诠》有很多注本，徐乐吾注，也有黄大陆注，注本观点可能和原文就相差不少，《滴天髓》上的案例，都是古人，也不敢尽信。至于《穷通宝鉴》这样的工具书，公式虽然简单，也不敢轻易套，初学时奉若珍宝……

所以谁准谁不准呢？这都很难说。

那么就会有人寄希望于算命先生。

看一个算命先生是不是有名，可以用Name+骗子的方法百度，如果很多人投诉是骗子，说明他确实有名了，但很有可能确实是个骗子。

但是这个人是不是有水平，就不得而知了。（邵伟华也被人骂是骗子呢。）

确能搜到很多的。某人是四川的一位，发文速度极快，分析客户命局都贴在今日头条和zaker上，每篇阅读都过1w，命例真假难说，堪称运营新媒体非常成功。

发博客留足迹的是传统一派。邵伟华当然不要以写博客博得声誉（不过也有2个微信号）。黄大陆写博客，他注解的《子平真诠》也很有名，只是援引很多真真假假的外国人和古人的例子，也被人诟病。浙江人朱算子有长得像论文一样的命理研究方法论，从不分析命例，因为要保护隐私，他的回信写的极长，说每一句判断都有学术根基。黄鸿露也有博客，内容不多，分析名人，文章也很讲究，他在天涯似乎有水军，帮他刷名声。

微博上不用提有非常多的命理师，如果搜索一个“伤官配印”（格局术语），会出来一大堆时刻暴露客户隐私的命理师……

但是微博也是很好的八卦场所，在这里发现了曾经无比敬仰的复旦某女教授在疑似老公的微博下，半含酸地各种点评权贵命盘，一扫平日只谈英文写作美国作家的文雅形象。

豆瓣也有四柱八字捉用神小组，子平格局小组，里面有人答疑解惑，评论八字，链接到淘宝店，26一项，事业、姻缘、健康聊半小时，我有次无聊就连买了三个，等飞机时和他聊天。

另外还有优酷、喜马拉雅新媒体播放课程的。王释缘（此人据说是北大和人大毕业的）、沙漠绿洲、金玉章，都是在喜马拉雅上有课程，基本都是很简单的介绍，甚至是诵读原文，因为做八字课的少，所以很容易涨人气。沙漠绿洲是东北的一位盲师，带着很多学生，手里很多贫贱命盘，因为在农村的缘故。也是世相一种。

但是我找到他的时候，他把大运都排错了……

这里要介绍一下，人生有几步大运，这里的大运不是说好运，而是命盘这个模型将要经过的运行条件，十年为一运，一般人也就有6.7个吧，这都排反了，基本人生解读也都是错的。

相信他不仅排错过这一个，而排错命盘欺客不懂命理的也不止他一位。

此外，还有自己制作软件的。排版软件有很多，董易奇在新浪的排盘软件，是可以输入姓名进去看运程车、婚姻树、财富船，当时推出，为了证明准确率，他们截图了张国荣和王菲的命盘，婚姻树几片黑叶子……

客户稍微多的先生都有自己的信息科技公司，新媒体公司，文化娱乐公司。还有助手、学徒帮助打理公众号，上新课程，接触客户。

所以不管干啥，都还是要有文化。

（提到的所有人，等级当然是不一样的也许不该并列，但由于我只知道这些人，所以都提到）

禁用后世事，严禁“犯下”：乾隆皇帝把八股文推上了不归路

陈维昭

“八股取士为中国锢弊文明之一大根源”？

雍正间李洛说：

制科之业，始自前朝，三百年中，风气屡变，大抵文本于六经。先儒者纯粹典雅，如商彝周鼎，其精釆不可磨灭。从子史百家出者，傲岸豪迈，如龙跃虎啸，其奇变不可端倪。隆万以前，文恪、荆川诸先正，融贯经史，元气浑沦，煌煌盛世典型，称为有明宗匠，信不诬也。嘉靖末季，归太仆为文字中兴，能于先儒之理畅然言之、精寔醇朴，不事纤巧，真文之雄者。嗣后穿插埋伏之法生，尖巧峭拔，刻削已甚，虽开后无限法门，而浑厚之气渐且衰薄矣。启、祯诸公，才气横肆，率多怪异弘敞！不循町畛。（《制艺说》）

也正因此，八股文被视为明代的代表性文体，就如诗、词、曲分别被视为唐、宋、元三代的代表性文体一样。

但光绪间梁启超却说：

八股取士锢塞人才之弊，……八股取士，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学者坠聪塞明，不识古今，不知五洲，其弊皆于此。（《戊戌政变记》）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

看看李洛对明代八股文的热情洋溢的赞美，再看看梁启超对八股文的愤怒声讨，我们不禁要问李洛和梁启超：你们看到的真的是同一种文体吗？

是的，他们看到的都是八股文；但又不是，李洛看到的是雍正之前的八股文，梁启超看到的是雍正以后（尤其是光绪年间）的八股文。

维新派对八股文的攻击，目的并不是要进行文体改革，他们只是把“废八股”当成砍向“旧制”的第一刀。戊戌维新派对八股之弊的声讨远不止这些，他们同时要废除的还有试帖诗、小楷，康有为的奏折标题就叫《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把八股文、试帖诗、小楷放一在起，是因为这三种东西都是没有实用价值的。这种“无用”不是针对于讲信修睦、化成天下的德治实践而言，而是针对近代中国所面对的洋枪洋炮而言的。

戊戌变法是一场除旧布新的运动，废弃中国旧制度，接受西方科技文明。而除旧布新的核心问题是“人才”问题。科举是隋代以来主要的人才选拔方式，八股文则是明清科举考试中最重要的文体。八股文身上，聚焦着明清社会的人才观。在戊戌维新派看来，这种人才观已经不能适应近代社会历史变革，八股试士形式所选拔出来的“人才”已经不足以应对西方科技文明的挑战了。于是，他们就把八股文当成是诀别旧制度的第一份祭品。

在戊戌诸君子对八股之害的指摘中，“禁用后世书、事”是最为严重的弊端。其中，康有为的表述最为特别，他说：

惟垂为科举，立法过严。以为代圣立言，体裁宜正，不能旁称诸子而杂其说，不能述引后世而谬其时，故非三代之书不得读，非诸经之说不得览，于是汉后群书，禁不得用，乃至先秦诸子，戒不得观。（《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

“以为代圣立言，体裁宜正，不能旁称诸子而杂其说”，这是明清官方功令的真正意思，但康有为在后面加上几句话：“故非三代之书不得读，非诸经之说不得览，于是汉后群书，禁不得用，乃至先秦诸子，戒不得观。”其传达出来的意思是：科举立法过严，不准士子读三代以后之书，不准士子读四书五经之外的其他书；其结果是诸生荒弃群经、谢绝学问。康有为甚至对光绪帝说：“台湾之割，二万万之赔款，琉球、安南、缅甸、朝鲜之弃，轮船、铁路、矿务、商务之输与人，国之弱，民之贫，皆由八股害之。”（《上清帝第二书》）由此逻辑地推出“亡国者，八股也”的结论。在这一步步逻辑推衍之后，康有为问光绪帝：“皇上知其无用，皆废之乎？”此时的光绪帝已被说得热血沸腾，便断然回答：“可！”

其实康有为这里有一个陈仓暗渡。八股文入圣贤口气，故不能旁称诸子，述引后世。这的确是乾隆之后的官方功令。但禁读三代之后书，这却不是官方功令。谁见过哪朝哪代的朝廷会禁止读三代以后书？（秦始皇是个例外）但康有为为了耸听而不惜危言，把个别父兄师长的“禁读后世书”说成是“科举立法”，那么八股之弊就不仅是文体之弊，而是制度之弊，因而“废旧制”也就势在必行。这种“盛世危言”成功地说服了光绪帝，掀开了变法维新运动的序幕，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

但“科举立法（或叫官方功令）禁止士子读后世书”，这并不是历史真实。这种说法在八股文身上蒙上了妖魔化的面纱，让今人看不清八股文的真面目。我们必须明白康、梁游说的策略性，康有为把“官方功令禁用后世书”演绎成“官方功令禁读后世书”，又以自身的科举经历把八股文命题方式的极端形态（截搭题）当成八股文命题常态，这两大策略性表述都曾被今天的一些学者当成真实的历史。康、梁当年有理由如此表述，我们今天却没理由如此接受。因此，我们有必要还原历史真相，真正认识八股文的性质、特点及其必然消亡的历史原因。

乾隆帝为八股文戴上致命的重枷

在乾隆朝之前，八股文是士子学人的全部儒学领悟与知识积累的集中呈现。学贯百科、识通古今者，其临文之际，思接千载，千头万绪齐聚笔端。如黄淳耀的《人而无信 章》题文，其中间两股分别暗用燕君疑苏秦和马援戒兄子的典故。有人认为，此文以春秋战国后事杂于圣人口气中，乃崇祯间习气。康熙间著名理学家陆陇其则认为：“圣人之言，后世变态，原都包得尽。只论切不切，偏不偏，暗用自不妨。”陆陇其指出，入后世事于圣人口中，“此法从来有之，非始崇祯”。（《一隅集》）乾隆朝之前，“入后事于圣人口中”的写法虽招致微词，但并未成为禁忌。

而且这种写法并非出于消极无奈，而是更好地理解圣人。明末顾伟南评陈子龙《象日以杀舜章》文云“作孔孟题不得以后世事比埒者”。但道咸间的钱振伦则认为：“若此等题不以后世事比拟，想象而出，则圣人情法之厚何由而白？余遇用史之作，辄欣赏，以其可以佐经之穷，而非以史夺经之谓也。”（《制义卮言》）这是钱振伦表达对时禁的不满，它更象是明代人对待“入后世事”的态度。

钱振伦《制义卮言》

禁止在八股文中述引后世，这是基于对“入口气”的这样一种理解：“代圣人言，不得用汉后书汉后事，以为孔、孟周人也，安得知汉后事？”（徐勤《中国除害议》）更加具体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如果是入成汤语气，则不能引《周易·爻彖》《尚书·泰誓》等书；如果入孔子及其弟子之口气，则不能入战国以及战国以后的书与事；如果是入孟子及其弟子的口气，则不能入周以后的书或事。“入口气”者，“第一人称叙述”之谓也。既然是第一人称，当然不可能知道后世的一切，这有似于戏剧中的代言体。

“禁止引用后世事暨书名”由一种代言体理念发展到成为官方功令，在明清时期是经历过一个漫长的过程的，明初至乾隆之前的八股文，虽然有“尊朱注”“入口气”以及字数、格式、避讳方面的规定，但毕竟还是一种限制较少的标准化考试的文体。也正因此，明代的巨儒硕彦、道学性灵都可以在八股文中各展风骚，成一代文章之美。顺治、康熙两帝并未过于着意于八股文风，只是强调遵朱注、戒剿袭。至雍正帝开始重视八股文风与士习，他三令五申提倡清真雅正文风，但仍未留意于八股文的具体作法。而且他对写作戒律似不以为然，他说：“至于古人临文，原无避讳，诚以言取足志。若存避讳之心，则必辗转嗫嚅，辞不达意，嗣后一切章疏，以及考试诗文，务期各展心思，独抒杼轴，从前避忌之习，一概扫除。”（《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间石印本。下简称《事例》）

乾隆帝的登基，宣告八股之厄的降临。乾隆帝是真真正正的“稽古右文”，他对文学情有独钟，他不仅是中国古代诗歌创作史上最为高产的诗人，也是明清两代最懂八股文的皇帝。

人们往往反感于“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但事实上，有时候“内行领导内行”更可怕。

乾隆元年，即令方苞编《四书文》。他说：“国家以经义取士，将使士子沉潜于四子五经之书，含英咀华，发摅文采，因以觇学力之浅深，与器识之淳薄。而风会所趋，即有关于气运，诚以人心士习之端倪，呈露者甚微，而征应者甚钜也。”（《事例》）首先为时文作一番“尊体”的铺垫。然后历数明代制义王、唐、归、胡、金、陈、章、黄诸大家，指出清初刘子壮、熊伯龙根柢经史，为后学津梁。于是开坊选之禁，让士子得睹先正名家之风范。

乾隆二十四年，乾隆帝又于顺天乡试中式第四名边响禧文内找出“饮君心于江海”之语，认为这是“芜鄙杂凑”之语。“若他卷寻常舛谬，正不可悉数。盖由典试事者不能别裁伪体，而所好或涉新奇，士子揣摩效尤，不知堕入恶道。此病自有科目以来，皆所不免。”（《事例》）乾隆帝自认为比考官更有别裁伪体之本事。

乾隆朝有大量谕旨专谈制义文体，表明他对制义流派的熟知，他说：“有明决科之文，流派不皆纯正，但如归有光、黄淳耀数人，皆能以古文为时文，至今俱可师法。国朝人文蔚兴，前如熊伯龙，后如李光地辈，并根据理要，而体裁自见闳整。至若张照等之步趋李光地，亦知仿佛先民矩矱，虽所诣不深，要尚不失于正。”（《事例》）明确提到“以古文为时文”的写作宗旨，俨然制艺中人了。

乾隆四十四年，大学士于敏中带他孙子于德裕去见乾隆帝，问起闱中诗文，其首艺有“朝廷自有养贤之典，何臣子偏为过激之辞？小臣意为弃取，而大君驭富无权。”对此，乾隆帝批驳道：“语意俱与朱注不合。朱注云：‘孔子为鲁司寇时，以思为宰。’是思乃孔子家臣。九百之粟，即夫子所与，非受禄于鲁国，更非颁禄于周室也。‘朝廷’之语，鲁国尚不足以当之，而况夫子之家乎？”于德裕卷中还有“夫子行芳志洁”之语，乾隆帝批驳说：“‘夫子行芳志洁’，非六经所有，而以拟夫子，更觉不伦。此实认题不真，及遣词不当之故。”（《钦定科场条例》咸丰二年增订本，下简称咸丰本）乾隆帝俨然一位熟谙此道的八股评家。

这是一位了解时文流变历史和风格流派、熟知时文功用、作法和境界的皇帝，也是一位以此自鸣得意的“乾纲独揽”（《钦定科场条例》光绪十三年增订本，下简称光绪本）、执意掌控科场动向的皇帝。

乾隆帝对八股文的几次宣谕都是在亲自“抽阅试卷”的基础上进行的。他要向臣下及天下士子显示他的目光如炬。乾隆十九年上谕：“而浮浅之士，竞尚新奇。即如今科放榜前，传首题文有用‘九回肠’之语，其出自《汉书》‘肠一日而九回’，大率己莫能知，不过剿袭纤巧，谓合时尚。岂所谓非法不道选言而出者乎？不惟文体卑靡，将使心术佻薄，所关于士习者甚大。”（《事例》。钱锺书先生《管锥编》增订本在谈及“时代错乱”现象时曾提及此一事件。）乾隆帝关于“九回肠”的批评，实为道光以后“禁止引用后世事暨书名”之立法提供定性、基调与案例。可以说，乾隆十九年，八股文被乾隆帝推上了不归路。

皇帝提供案例，规定性质，磨勘官自是不敢怠慢。于是在乾隆四十年，我们看到了第一例“入后世事”被处罚者。此年，程景伊等奏磨勘试卷，“今许士煌卷内首题，既入成汤语气，复引用《周易·爻彖》及《泰誓》书词，其援引错谬，非寻常累句可比。若仅照文内疵谬罚停殿试一科之例，不足示惩，应将许士煌罚停殿试三科。”（咸丰本）关于“引用后世事暨书名”的禁令终于在道光朝写进了《科场条例》，成为正式的法律条文：“文内……引用后世事暨书名，……罚停一科。”（咸丰本）同治十三年采纳鸿胪寺少卿梁僧宝的提议，将罚停一科改为罚停二科，加重了对“引用后世事暨书名”的处罚。自此直至光绪十一年，可以在《科场条例》中不时看到这一类处罚。

道光朝又把“引用后世事暨书名”的禁令从首场的八股文扩大到第三场的策对。“策内不得泛论本朝臣子人品学问，违者照不谙禁例罚停三科。如仅引用人名，并未妄加褒贬者，照‘文内引用后世事’例罚停二科。如仅引用书，并未指为何人所著者，罚停一科。”（光绪本）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因给事中禇成博所奏，礼部对此条有所修正。

以上被处罚的案例还仅仅是磨勘官所发现的，至于考官在判卷过程中对违禁者的黜落，应是一个更大的数字。

光绪元年，给事中郭从矩提出，“禁用后世语”恐怕会导致士子从此不读史书。对此，梁僧宝反驳说：“独不思制艺代古人立言，自有一定之体。在博通群籍者，必能弃糟粕而挹精华，词意之间具觇根柢，何须摭入后世事迹、书名以资笑柄？……且后来典籍尽可施之策对，而中卷内策对空疏者十九，何中卷患才少，落卷独患才多？”（光绪本）礼部采纳了梁僧宝的意见，厉禁照例推行。

“犯下”之禁

除了“引用后世事暨书名”的厉禁之外，“犯下”也于乾隆朝成为厉禁。

侵上（或叫“连上”）与犯下，本是由截搭题的命题方式衍生出来的八股文修辞禁忌，主要是针对破题而言。梁素冶说：“凡作破题，最要扼题之旨，肖题之神，期于浑括清醒，精确不移。其法不可侵上，不可犯下，不可漏题，不可骂题。语涉上文谓之侵上，语犯下文谓之犯下。”（唐彪《读书作文谱》）在明代以至清乾隆之前，避免“侵犯”，只是一种修辞上的追求。道光间路德的《明文明》一书专门对明代八股名家名文进行改写，认为这些名文存在着种种瑕疵，而“侵犯”便是其中较为严重的瑕疵。反过来说，明人并不以“侵犯”为厉禁，只是能避则避，不避则也无关宏旨。

在明代及清初，“侵上”与“犯下”是并提的，但从乾隆朝开始，“犯下”比“侵上”被视为严重的犯戒，因为“犯下”与“入口气”的文体规定关系密切。乾隆初，汪鲤翔说：“宋儒之书，专主说理，其时不为帖括取用，故每以后意明讲在前，如‘举直错枉’二句，注之‘仁’字，‘养吾浩然之气’句，注之‘配道义’字，‘生亦吾所欲’三节，注之‘良心’字等类，今作文以口气为主，则上节断不预透下节，前问断不得即侵后问，界在故也。”（《四书题镜》）《论语》“举直错诸枉”的下文有“不仁者远矣”，宋儒朱熹通读四书，故可以用“使枉者直，则仁矣”来注释“举直错枉”。如果以《举直错诸枉》为题，入孔子之口气，则下文的“不仁者远矣”尚未出现，作八股文时便不能犯下文的“仁”字。此与“入口气”的“第一人称叙事”属同一理念。

从乾隆朝开始，便出现对“犯下”的罚科处置，至光绪十三年修订的《钦定科场条例》，增加了“犯下”的明文处罚条例：“文内有字句犯下者，罚停一科。其长章题偶犯下文一字者，免议。”（光绪本）而“侵上”之禁忌则不出现于《科场条例》中，可见“犯下”之成为厉禁是由“引用后世事暨书名”推衍出来的，是考官、磨勘官揣摩乾隆之圣衷而作出的决定。因为以代言体理念推之，圣贤说话时，自是不可能预知下文。故于时文中涉及题目的下文，性质上等同于“引用后世事暨书名”。

经过乾隆朝的厉禁，再加上嘉、道以后科场禁忌越来越细、越来越多，诸如文字错讹、格式错误（如抬头格式不当）、越幅、文字旁注、挖改（这些禁忌不仅仅用于考核八股文，也用于考核所有科举文体），一不小心，即会被处以停科的处罚，重者则是当科黜落。道光二十四年会试，魏源即因第三场“草稿模糊，辨认不清”而被罚停止殿试一科。（光绪本）甚至“生僻”“费解”这类颇赖考官、磨勘官主观判断的现象，也可以成为黜落、罚科的依据。在这些黜落、罚科的执行过程中，曾出现过“捐免罚科”的现象，即以罚款代替罚科。同治五年御史王师曾奏请“停止捐免罚科”得到了同治帝的采纳，同治帝郑重申明：“近日章程，准以银两捐免，磨勘几同虚设，殊于政体有碍。嗣后乡会试磨勘，罚令停科停殿试者，概不准援案捐免，以肃功令。”（光绪本）面对厉禁之不可动摇，道光以后，士子对待八股文，往往抱着“但求无过”的心理。虽然仍有一些有志于圣学者致力于戴着这副沉重的镣铐写出“以古文为时文”的杰作，但从总体上看，八股文体已经没有给思想、学识和灵性留下多少空间了。

乾隆十九年关于“九回肠”的批示，在乾隆皇帝来说，既是表达其代言体理念，也显示他的博学。这一批示被窥透圣衷的磨勘官于乾隆四十年开始付诸实践，又由此衍生出“犯下”的厉禁。至道光朝正式为“禁止引用后世事暨书名”立法。道光朝成为八股文走向衰败的起点。夏曾佑说：“兹业道光以前尚有足观，咸同以来，便同粪壤，阻绝教化，贻笑外人。”（《论八股存亡之关系》）戊戌维新派所看到的，正是道光以后的八股文。

考官但求无过与父兄师长的规避做法

对于“犯下”之戒条，士子只要在写作修辞上小心从事，即可避免。其他诸如文字错讹、不遵格式、添注挖改等失误，更是如此。而“引用后世事暨书名”则涉及到写作修辞的纯粹性与经学领悟的深刻性、知识积累的丰富性之间的矛盾。入圣人口气而不直接引述后世事，这是“入口气”在修辞纯粹性上的要求，而要在八股文中表达自己对四书五经的深刻而独到的领悟，则需要作者融贯百家而通古今之变。在入圣贤口气的过程中，如何把深刻领悟与丰富学识如盐入水般表现出来，这是每一位八股文作者所应该致力的。道光间郑献甫说：“荆公创经义体以救时敝，使之明义理、考典章、帖语气。学者非考究唐之注疏，研寻宋之语录，则必不能解圣贤之言。非浏览唐之律赋，诵习宋之古文，则亦不能代圣贤之言。何则？言之精者为文，注疏之琐碎，必济以律赋之整齐。语录之腐俗，必行以古文之渊雅，而后义理明，典章确，语气肖。其品似在策论诗赋下，其学实在策论诗赋上。”（《制艺杂话》）强调了学、识对八股文写作的重要性。

张江是康、雍间的制义名家，所作八股文逾三千，但道光间鲁缤（字宾之）则认为张江“不深于古”，其八股文未能真正体现传统学问。他举出他心目中的正面典范：“熟于宋五子书而得其精，自然出之，若无意于文而文自至，此归太仆、唐吏部之文也；熟于荀、韩、老、庄之书，取其奥窔以自镕其精义，不屑屑于宋五子之书，而与其书未尝不合，此章大力、陈大士之文也。”而张江八股文的缺点则是“取资于五子之书而句栉字比，惟恐其不合，卒不免于安排之迹，此晓楼之所以不如古人也。”（钱振伦《制义卮言》）意即归有光、唐顺之、章世纯、陈际泰等善于“化用”，而张江却露出用古的人工痕迹。事实上，不管是明代名家，还是清代的张江，这些人都是因饱读古今之书方使其八股文丰标特立。

然而，面对乾隆朝以来的厉禁，能够做到化用者，其实为数不多，而且也是更高的要求，这对于科目取士这一具有“标准化考试”性质的制度来说，显然要求太高了。厉禁一旦形成，势必产生蝴蝶效应。首先是考官方面，有的持“宁可错杀，决不轻放”的苛严态度进行处罚（如梁僧宝），有的考官则是宁取庸滥以规避责罚，这一点乾隆帝也意识到了，并提出严重警告：“为考官者，倘意在求免吏议，因而吹求摈弃，转谓平庸肤浅之文，似是而非，无可指摘，遂至燕石冒玉，鱼目混珠，则所云救弊，实以滋弊，殊非慎重磨勘本意。……嗣后乡会典试诸臣，务择清真雅正，文义兼优之作，为多士准绳。不得为磨勘周详，反以庸才塞责；更不得因有此旨，遂藉口瑕瑜不掩，以致怠忽从事，负朕崇实黜浮至意。”（咸丰本）

把禁止“引用后世事暨书名”解读为“禁读后世书”、把规避试场戒律转化为蒙昧主义的，不是朝廷功令，而是父兄师长。诚如梁僧宝所说，“博通群籍者，必能弃糟粕而挹精华，词意之间具觇根柢，何须摭入后世事迹、书名以资笑柄？……且后来典籍尽可施之策对。”（光绪本）没有博通群籍，如何能顺利通过二、三场？

明清的八股文写作指南书大都在“作法”之前有“看书”一则，其读书范围都不局限于四书五经。如明代汤宾尹《一见能文》提出“读书而不读经，则说理不精……读书而不读史，则论事不透。”（《一见能文》）光绪间著名的八股文理论家谢若潮，其《帖括枕中秘》专列“求实学”一条，为应试士子开列了一份阅读书单，内容包括五经及相关权威解读著作、四书相关权威解读著作、二十四史、经济之书、词章之书、考据之书，先秦诸子、先秦至唐宋的三教九流之书、先秦至清代各名家文集等等。（《帖括枕中秘》）

谢若潮《帖括枕中秘》

可以说，整个清代，从官方功令、官学课程到八股文的选家、论家，都在强调学贯古今的读书方法。由此可见，禁止“引用后世事及书名”并不直接形成“禁止读后世书”的制度。

结语

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爆发，并最终以中国的赔款割地而告终。同时，它也让国人逐渐意识到传统人才观的不适时用。

对于传统中国来说，通经博学之士就是治理天下的人才，它所要达致的社会是一个讲信修睦的大同世界。在明清时期三场取士制度中，首场以八股文试士，其目的在于考核士子的儒学水平，以八股科目为主体的三场取士制度体现了明清时期的人才观。当历史的车轮走进道光二十年，当英人的炮火轰开中国的国门的时候，“以德服人”“化成天下”的思想便成为阿Q式的滑稽，儒学已无法对抗洋枪洋炮，以儒学为核心的人才观已不能适应近代西方科技文明。时代亟需形成新的人才观，培养出迥异于传统的近代人才，从而创建近代中国的科技文明，于是就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运动。而在人才培养、选拔制度方面，八股文也就迎来了它的末日，它已被釜底抽薪了。

康有为、梁启超以摧枯拉朽之势炮轰八股试士之弊，拉开了告别“旧制”的序幕。然而，在他们劝说光绪帝废八股的过程中，他们采用了策略性的表达方式，即以夸大事实、危言耸听的方式把禁止“引用后世事暨书名”表达为“禁止读后世书”，用截搭题这种常见于小试的极端形式去指代八股文的命题常态，把“八股试士之弊”表达为“八股取士之制”。当戊戌维新派把士子不读秦汉以后书（即等于愚民）归罪于八股文试士形式的时候，八股文便成为愚民的罪魁祸首，当然是非废不可了。这是一种煽动性极强的论证策略。对于这类策略性表述，人们不难于从逻辑与事实上予以反驳。就在废八股的一个月后，维新运动风头正劲，有人在《申报》上为八股辩护，以事实说话，可谓掷地有声：

今之訾议八股者，以中国无可用之人材故也，人材何以知其不可用？以中东之役战败故也。姑弗论近世科第进身人员，非加捐保，多半束之高阁，朝廷并非专用八股人材，官吏非以八股治地方，将士非以八股筹守御，试问平壤等处之败，粮械垂诸草野，是八股之咎乎？旅顺之失险要，让诸敌兵，是八股之咎乎？刘公岛之降，举数十年经营，数百万赀财之海军，举诸邻国，是八股之咎乎？他若机器总办之潜遁，电报学生之漏师，皆与八股人材无涉。惟厥后主持和议之大臣，则系八股出身，然其人是非功罪，自有公论，初非以八股为轻重，况中土受困于外国，自昔有然，唐则西京屡失，不闻归咎于诗赋，宋则二帝蒙尘，不闻归咎于经义；何犹以今此之败，集矢于八股？

《八股辨》 申报

是不是也言之成理？

缺乏经史子集的修养，一定不能对四书有深刻透彻的理解，自然也就写不出有深度、有个性的八股文。而对于三场考试制度来说，第二场的论、表、判，第三场的策对，更是对考生的经、史、子、集（乃至法律条文）的综合知识的全面考核。

明清科举史上从未出现“八股取士之制”，要把“八股取士之弊”说成是一种制度，其前提是明清科举取士只看首场，不看第二、三场。晚明以来一直有“三场只看首场”的说法，这种现象也是客观存在的，但问题是它的普遍性如何。事实上，一直到光绪末年，《科场条例》中“磨勘”部分，有大量对第二、三场的处罚，其数量大大超过对首场违规的处罚。这说明考官是三场并阅，而不是只阅首场的。

截搭题是明清科举考试中的一种特殊命题方式，虽偶有出现于乡会试中（陈维昭《小题究竟何时始入乡会试》），但毕竟不是主流。至于康有为所举的《大草》，这样的极端形式从未出现于乡会试上，直至光绪间依然如此。从儒学之完整性、严肃性的角度看，这类题型历来备受批评；但从提高士子应对特殊命题的能力、提高士子的八股文修辞能力的角度看，这类题型训练显然是十分有效的，是一种效果极佳的强化训练方式。用这种题型的“离谱”来证明八股文体的“离谱”，显然是不合适的。

时过境迁，今天面对维新派的策略性表述，我们应该有历史的观点，应该认识到八股文作为明清时期一种取士科目，其文体规定经历过前后变化，康、梁所面对的是已经走入死胡同的八股文。其次，由乾隆朝开始的八股文厉禁，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并非出于愚民的蒙昧主义，也非旨在令天下人不读书，只是它的客观效应导致了规避心理的普遍形成，从而进一步导致“不学”风气的蔓延。在历史的纵横时空中考察八股文，我们方能从制度和文化的不同层面对八股文作出合乎实际的判断。

近代中国的“废八股”之历史必然性，与其说是在于八股文体汩没性灵，不如说，是儒学（它是八股文之根基）及其人才观已不能适应近代西方科技文明的挑战。

责任编辑：钟源

校对：丁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