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字门派(八字门居委会橡胶塑料制品市场)

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八字门派，以及八字门居委会橡胶塑料制品市场的知识点，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文章详情介绍：

• 1,金庸笔下有8大门派容易被误会，听名称像正派，实际都是邪派组织
• 2,河北晋州恒升村镇银行涉嫌非法放贷26亿元调查

金庸笔下有8大门派容易被误会，听名称像正派，实际都是邪派组织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常言道“人言可畏”，江湖中自然难免流传着一些虚实难辨的传闻。

比如《倚天屠龙记》中，那“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倚天不出，谁与争锋”就是典型的谣言，夺得宝刀者不仅不能号令群雄，反而会招来杀身之祸。

而金庸笔下“似是而非”的何止这二十四字传闻，甚至连某些门派的名称都极具迷惑性，比如本文要提到的这八大门派，听名称都好似正派，然而一个个都是邪派组织。

一壶酒，一柄剑，天地任我逍遥，可以说“逍遥”二字是自带一种“潇洒的侠气”一般，让人不自觉地将他与正道侠士联系在一起，然而登场于《天龙八部》中的逍遥派却不是个正道门派。

（逍遥派剧照）

其实逍遥派是好是坏，从一门北冥神功就能看出来，那神功讲究“内力既厚，天下武功无不为我所用，犹之北冥，大舟小舟无不载，大鱼小鱼无不容”，就是将他人内力挪为己用，这岂是正派所为？

而逍遥派圣地琅嬛福地也的确是收藏着他们从各大门派搜罗来的武功秘籍，名门正派自然不会做出这般卑污行径。

至于逍遥三老，虽然那无崖子已成废人，天山童姥和李秋水之恶却是肉眼可见，说她们是两大女魔头也不为过，因此逍遥派是邪派无疑，若非虚竹成为逍遥派掌门，此派多半不会被正道群雄认可。

“星宿”二字给人一种高深莫测之感，古人以观星象来推测某些事物的发展，也给人一种颇具文化气息的感觉，然而星宿派中之人哪有什么文人雅士，有的只是一帮无恶不作的魔头。

那星宿老怪丁春秋原本是无崖子的弟子，却为了得到逍遥派的秘籍，与自己的师娘勾搭在一起，一同谋害了师父，实乃欺师灭祖之恶人。

（星宿派剧照）

如此恶人教出来的徒弟又怎么可能是正派？那星宿派中的大小弟子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人渣中的人渣，败类中的极品，为求上位，他们能踩着同门师兄弟的尸体，个个都是用毒的高手，这帮恶人简直玷污了“星宿”二字。

与星宿派一样，灵鹫宫也可以被视为逍遥派的分支。

多数人可能有所不知，“灵鹫”二字其实是出自佛经，书中虚竹就提到过：“如来当年在王舍城灵鹫山说法，灵鹫两字，原与佛法有缘。”

怎么看，这都不应该是个邪派组织，但那宫主天山童姥却是不折不扣的魔头，江湖传言这女子“杀人不用第二招”，对此，三十六洞和七十二道的那帮人应该深有体会，他们被童姥的生死符折磨得不成人样。

（灵鹫宫剧照）

而宫中的宫女也几乎都是心狠手辣的机器一般，她们的好坏只取决于尊主是谁，毫无“人性”可言，她们能改邪归正，也是得益于虚竹成为宫主。

神农即炎帝，而华夏子民又称炎黄子孙，咱们都是炎黄二帝的后人，若有人以“神农之名”作为帮派名称，他们多半是要在神州大地惩奸除恶的正派了。

这是多数人想当然的设定，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那帮主司空玄不过是天山童姥的手下，童姥杀人如麻，她的手下自然也不是善茬，且不知他帮童姥干过多少“脏活”，后来落得被逼跳崖的结局也是罪有应得，只是他和他的手下都辱没了“神农”之名。

蓬莱之名出自《山海经·海内北经》，乃神仙居所，汉朝东方朔所著的《十洲记》中也有提到：“蓬丘，蓬莱山是也。对东海之东北岸，周回五千里。外别有圆海绕山，圆海水正黑，而谓之冥海也。无风而洪波百丈，不可得往来。上有九老丈人，九天真王宫，盖太上真人所居。唯飞仙有能到其处耳。”

通俗点说就是只有仙人才能去往此处，而金庸笔下的蓬莱派别说是仙人，说他们是三流高手都是抬举了他们，全然一帮丑角，他们与青城派有矛盾，于是便安插细作，上演无间道，显然是门风不正，白瞎了“蓬莱”之名。

以据点所在地为帮派命名本没问题，但以“黄河”二字为名，则要掂量掂量自己是否撑得起这名号，毕竟黄河可是咱们华夏子民的母亲河，在旁人看来，打着母亲河的旗号，自然是要惩奸除恶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黄河帮剧照）

黄河帮中之人几乎全是人渣，他们卖国求荣，死不足惜，后来为首的几个贼人被囚禁在重阳宫里也实属活该。

地球离不开日月，人类也离不开日月，所以从古至今都有不少人崇拜日月，而日月于人有益，自然不会让人将它与不好的事情联系在一起。

（日月神教剧照）

而《笑傲江湖》中登场的日月神教却是不折不扣的邪派，教主任我行早有侵吞武林之心，他心狠手辣，无恶不作，还对武林群雄放出狠话“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而随着任我行的突然暴毙，日月神教后来也走向衰败。

“日月神教”与“明教”的关系一直没有被写明，毕竟日月二字合在一起就是“明”，但在笔者看来，二者的联系也就仅仅只是如此了，当然，他们还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同为邪派组织。

那“明”字意味着“光明”，听着也像正派，但金庸笔下的明教却并非正派组织，你可能要说了，他们对抗大元，视蒙古人为敌人，所以是正派，那倒不假，但就连杨逍也说过这么一句：“昔年阳教主在世，日夜以兴复为念，只是本教向来行事偏激，百年来和中原武林诸派怨仇相缠，难以携手抗敌。”

（明教剧照）

何况谢逊、韦一笑等人杀起人来可从不手软，他们哪里是正派？

再说了，明教也并非是抗元义士，《射雕英雄传》中就提到过，他们也曾与大宋为敌，说白了，这帮人就是一帮乱民，他们是总与朝廷为敌，不仅仅是针对蒙古人统治的大元而已。

再回过头来看逍遥派、星宿派、灵鹫宫、神农帮、蓬莱派、黄河帮、日月神教、明教，哪一个名字听着不像正道门派，只能说武林中的信息虚实难辨，要了解一个门派，可不能只听名称。

河北晋州恒升村镇银行涉嫌非法放贷26亿元调查

河北省晋州市鼓城村村民张炼军，去世后竟然从银行“贷了款”。

张的妻子找出他的《火化证》，上面记录的火化时间为2018年5月2日。她说丈夫生前从没说过有贷款，“去世后，我一直攥着他的身份证没借给任何人，怎么就背了贷款了？”

张炼军贷款的银行，叫晋州恒升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恒升银行”)，下辖共6家支行。“天眼查”显示，2014年3月，恒升银行由浙江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瓯海银行”)等法人、自然人发起设立，注册资本5000万元，瓯海银行占股40%。

死人“贷款”之事东窗事发，源于2018年6月至8月瓯海银行对恒升银行的合规检查。检查出具的《事实认定书》载明，张炼军、周志斌系死后被贷款。瓯海银行认为此事涉嫌骗贷，并向公安机关报案。

张炼军的火化证明。新京报记者 李英强 摄

一名接近警方的人士出具的晋州市公安局起诉意见书显示，此案涉及恒升银行高管及中层管理人员34人、银行外部团伙14人，其中15人因为贷款已收回未予追究刑责。截至2019年3月15日，除4人在逃外，29人被依法刑拘。9月10日，晋州市检察院对本案中的28名被告人提起公诉。

张炼军的贷款只是冰山一角。晋州市公安局起诉意见书显示，警方查明，2015年9月至2018年6月，恒升银行股东赵良“指使和言语胁迫银行人员，对银行外部提供贷款资料不进行任何审查、入户调查，编造贷款调查报告，制作贷款手续进行审批发放贷款”，涉嫌骗贷17114笔，共计26亿元。

截至发稿，恒升银行总部及6家支行均正常营业，但上述贷款涉及的四户联保业务已经停办。

死人“贷款”

晋州市前赵七子村村民李志民，也不知道自己从恒升银行贷了款。

他记得2018年7月的一天，村里的大喇叭广播让他去一趟村委会办公室，两名陌生人正在村支书的陪同下等他。“那两个人问我有没有从恒升银行贷款？我说没有，他们还让签字确认。”

李志民说，那是他第一次听说自己从恒升银行贷款的事，此前毫不知情。

陌生人来自瓯海银行。2018年6月至8月，该行作为大股东对恒升银行小樵支行等进行了合规检查，李志民的贷款是检查、审核对象之一。在恒升银行的记录中，李志民贷款20万元，属于“四户联保”型贷款。

四户联保是恒升银行于2015年推出的一种针对农户生产经营、消费需求的金融产品，以家庭为单位，四户互保，无需抵押。依据一名恒升银行员工于2014年5月22日记录的“学习《恒升银行授信管理办法》”笔记，20万元以下的四户联保型贷款，无需银行风控委员会授信审批，审核的最高级别为实际放贷的支行行长、恒升银行主管信贷的副行长。

恒升银行小樵支行。新京报记者 李英强 摄

那次合规检查后，瓯海银行于2018年8月出具了一份《事实认定书》。新京报记者获得了这份《事实认定书》，2019年8月5日，恒升银行办公室主任刘浩看过后表示“应该是真的”。

《事实认定书》写道，检查组对抽查的51户联保贷款上门走访、实地调查，发现49户借款人否认贷款、2户借款人贷款前早已死亡，“确认均为冒名贷款”；每户贷款金额均在16万元-20万元之间，51户共计985万元。

此外，检查人员调阅贷款人档案、借款借据、借款合同等资料后发现，上述贷款均存在借款人签名笔迹雷同的问题，有伪造借款人笔迹的嫌疑。

发现问题后，瓯海银行于2018年8月23日向晋州市公安局报案，称恒升银行遭遇骗贷。

文章开头处提到的张炼军，便是两名早已过世的借款人之一。《事实认定书》显示，张炼军贷款19万元，村民确认已去世，且去世时间在贷款前。另一已过世的借款人为晋州市杨家庄村村民周志斌，贷款19万元，亲属及村民确认几年前已去世。2019年8月5日，周志斌的母亲告诉新京报记者，儿子是在2016年1月18日去世的，生前从未听过在恒升银行有贷款。

新京报记者走访发现，上述51户借款人分布在晋州多个村庄，均为农户。2019年8月15日，前赵七子村村支书李福全告诉新京报记者，村里像李志民一样被贷款的至少有十来户，去年均配合银行、公安机关说明了情况。

真假混杂的借款人身份证明

晋州市公安局侦办此案的过程中，一个叫赵良的人逐渐浮出水面。“天眼查”显示，赵良为恒升银行董事、自然人股东，持股比例5%。

赵良曾向公安机关交代，非法放贷发生前的2015年8月，恒升银行的四户联保业务已出现大量不良贷款，雇人催缴后还款效果依然不佳。为此，他找到主管信贷的副行长余俊，表示贷款好放难收，与其贷给外人，还不如贷给自己投资，“余俊觉得我说得挺有道理，同意了我的想法”。

恒升银行一名涉案支行行长家属告诉新京报记者，依据其妻子学习《农户联保贷款管理办法》的笔记，四户联保业务的借款人必须提供身份证、户口簿、结婚证等身份证明。

为了拿到这些证明，赵良安排其表兄金波寻找借款人，还交代金波，要给每户借款人五六百元的好处费。贷款下来后，钱归赵良使用，赵良也会负责偿还本金和利息。

瓯海银行对恒升银行小樵支行进行合规检查后出具的《事实认定书》。新京报记者 李英强 摄

金波原为晋州市昌源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该合作社由赵良于2010年创办，赵良为实际控制人。为了寻找借款人，金波在合作社内成立了一支十余人的业务团队，做着与合作社无关的工作。2016年后，这支团队离开合作社，在晋州市时代商城附近租了一个两层的办公室，继续帮赵良跑贷款。

修中卫是这支贷款团队的成员之一，见证了寻找借款人的全过程。他向警方供述，2015年8月，他在金波及团伙另一成员方化的安排下，带着复印机到晋州市农村为百余名贷款客户复印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等。“这些人都是方化安排好的。方化让我照着贷款客户姓名签字，每个贷款户名字需在三四张纸上签字，其中有一份是客户与银行的借款合同。”

复印、处理好各种资料后，修中卫会把它们送到银行，为借款人办理贷款手续。修中卫称，手续送给谁是方化联系好的，接收人一句话都不问就把资料收下了。

据修中卫供述，刚开始跑贷款时，有一小部分客户资料是真实的，真假资料掺杂使用。后来他们转换思路，借款人资料全部为虚假的身份证、户口本复印件。

另一团伙成员王桂旺也见证了伪造身份证件的过程。

他向警方供述，在租住的办公场所，他见过一箱一箱的身份证复印件，上面全都签过字、按过手印。他询问这么多身份证复印件都是哪来的，方化说是买来的。

放贷审核全面失守

正常情况下，虚假的借款人证明不可能通过贷款审核。

依据原银监会于2010年2月发布的《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银行受理贷款申请后，应调查核实借款人申请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调查应以实地调查为主、间接调查为辅，并应采取有效措施确定借款人真实身份。

据河北省某银行监事长介绍，类似贷款的审查一般分为贷前、贷中、贷后三个环节。放贷前，客户经理要入户调查，核实借款人资料并撰写贷款调查报告；放贷时，要经过支行行长、总行授信部、总行主管信贷副行长三级审批；放贷后，银行客户经理还要电话和实地回访，审查贷款的真实用途。

此外，新京报记者获得的《恒升银行农户联保贷款管理办法》要求，借款人贷款审查实行面谈制，要入户调查，要见到借款人本人。

但在实际操作中，恒升银行并未遵循相关规范。在赵良、余俊等人的授意下，贷款审核的各个环节全面失守。

“天眼查”显示，恒升银行共有10个法人、自然人股东，除瓯海银行外，其余9个股东的持股比例总和为60%。赵良曾向警方供述，自己是这9个股东股份的实际控制人，其他法人、自然人股东，均为代其持股，“（所以）我在银行说话是有一定分量的。”

“（在恒升银行）赵良常公开说10个股东9个他说了算，都是他出资入股。”2019年8月7日，杨庆州告诉新京报记者。2014年5月至2016年3月，杨庆州曾担任恒升银行行长。他说赵良让谁走，谁就得走，“我当年就是被他辞掉的。”

据一名涉案人的辩护律师介绍，他的当事人知道这是非法放贷，但慑于赵良在银行的话语权，所以做事时“睁只眼闭只眼”，只管在假资料上签字。“赵良常对客户经理训话，能干就干，不能干走人。”这名律师说。

据赵良供述，由于其基本不参与银行日常业务管理，真正负责协调银行内部及6家支行审批贷款的是主管信贷的副行长余俊；哪天哪个支行有放款额度，余俊会直接通知赵良表兄金波；金波安排手下将资料送到这家支行后，从客户经理、支行行长到总行授信部经理、再到余俊，谁都没有履行正常的贷款审查程序，只管批准签字。

晋州市公安局起诉意见书显示，余俊目前为在逃状态。

晋州本地人任占良，曾于2015年至2018年担任恒升银行马于支行保安。马于支行的营业厅大约60平米，客户经理的工位在营业厅北侧，开放式办公。任占良上班时，可以看到客户经理的工作状态。

2019年8月5日，任占良告诉新京报记者，他亲眼见过客户经理致电借款人核实贷款情况，“就翻着借款人资料上的电话挨个打，核对下对方的名字就把电话挂了。”

对于这个细节，贷款团伙成员王桂旺对警方的供述中也有提及。他说资料上留的借款人电话都是他们团伙内部的，由另一成员方化接听，应付银行核查。而方化接听电话后，经常应答一声“是”就挂掉，有时连续、频繁地接听电话后还会发牢骚，“明知是假贷款，还打什么电话核查？”

拿着编织袋到柜台取钱

贷款审批一旦通过，金波的手下修中卫、杨军等人便会到相应的支行取款。

上述河北某银行监事长介绍，银行放款必须由借款人本人支取，柜台职员还要核查借款人身份证与审批手续是否一致。

9月25日，晋州市内的恒升银行总部仍在营业。新京报记者 李英强 摄

据修中卫交代，2016年春节前，恒升银行确实要求借款人本人到柜台取款并核查身份，因此，他会让借款人取款后再交给自己。

但2016年春节后，恒升银行的取款手续简化了，杨军可以直接安排手下到银行找客户经理拿审批手续、开户存折，再到柜台取钱，只要输入开户存折的初始密码就行。修中卫说，自那以后，他从未在取款过程中见过借款人，取钱的都是团伙成员。

在任占良的印象里，每周5个工作日，他至少能在马于支行大厅见到两次大额取款人。这些人总是那几张熟悉的面孔，他们从客户经理处拿到借款借据后交给柜台职员，不出示任何证件。柜台职员什么都不问，就把成捆的百元现钞递到取款人手中。

瓯海银行于2018年8月出具的针对恒升银行小樵支行的《事实认定书》显示，检查组调阅监控后发现，非借款人本人将贷款资料批量交给客户经理，拿到放贷资料后又交给柜台办理放款，自始至终未出示身份证件，“银行柜员明知客户不是借款人本人仍放款”。

据修中卫供述，截至案发，恒升银行旗下的小樵、马于、总十庄等6家支行他们都去过，每次至少领取4-8人的贷款，少则几十万、多则一百余万，用编织袋装走。为了保证钱款安全，杨军会让四个人、开两辆车同时到银行取钱，前一辆车载有大量现金，后一辆车殿后押钞。

由于持续利用虚假的借款人资料贷款，后期的许多贷款被用来偿还旧贷。

据王桂旺供述，团伙成员经常是上午从一家支行取出新贷款，下午就拿着取出的现金和一堆存折到另一家支行还旧贷。到银行后，他们直接把钱和还款人名单交给柜台，柜员每操作完成一笔还款，他们就依照还款单上名字签字确认。

据上述河北某银行监事长分析，团伙成员之所以没有通过银行内部转账的方式“以新还旧”，而是选择了如此繁复的操作，可能是担心银行业监管机构、央行的网络监管系统监测到相关情况后自动预警。如此一来，恒升银行的违规操作就会被发现。

涉嫌非法放贷17114笔、26亿元

晋州市公安局的起诉意见书显示，2015年9月至2018年6月，赵良等人多次利用虚假借款人资料从恒升银行贷款，仅银行内便有34名高管及中层管理人员参与，前后时长3年。

“天眼查”显示，在此期间，瓯海银行派出的恒升银行法定代表人、董事长为周良英、黄朝辉，前者的任职时间为2015年4月30日至2017年6月22日，后者继任至今。

2019年8月4日、11月12日，新京报记者通过电话、短信等多次向周良英核实非法放贷及其是否知情。截至发稿时，周未予回应。

2019年11月13日，黄朝辉在恒升银行办公室告诉新京报记者，“我现在的处境很为难，没有瓯海银行的授权啥也不能说。”

据恒升银行工作人员透露，案发前，大股东瓯海银行每个季度都会派人到恒升银行进行合规检查。而在恒升银行内部，骗贷早已不是秘密。

11月15日，新京报记者致电瓯海银行客服热线，希望了解案发前该行是否发现了恒升银行非法放贷。1001号客服人员表示，将报告领导后再作答复，但截至发稿未予反馈。

在恒升银行多名涉案人员家属看来，瓯海银行之所以会在2018年6月至8月的检查中发现问题，或许与该行更换领导有关。“天眼查”显示，2018年6月28日，瓯海银行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由潘志坚变更为黄定表。但截至发稿时，新京报记者未发现其他证据佐证家属们的说法。

2019年11月12日，新京报记者又为此致电发现问题的检查组负责人李士青。李士青表示，因为涉及金融安全问题，细节不便公布。

2018年8月，瓯海银行就恒升银行涉嫌骗贷一事报案后，晋州市公安局迅速立案侦查。经查明，截至案发，恒升银行共涉嫌非法放贷17114笔，本金合计26亿元。其中已偿还10902笔，本金14亿余元；未偿还6212笔，本金11亿余元。

2019年8月5日，新京报记者实地探访了恒升银行总部及6家支行，发现各行均正常营业，但四户联保业务早已停办。

现任恒升银行行长为凌晓芒，是2018年8月案发后从瓯海银行下属二级支行调任过来的。2019年8月5日，凌晓芒在电话中对新京报记者表示，之所以发生大规模非法放贷事件，是因为个别人破坏了规章制度，造成放贷环节层层失守。“至于银行制度是否存在漏洞和缺陷，一切以警方侦查结果为准。”凌晓芒说。

部分资金或被用来购置房产

据赵良交代，违法发放的数亿元贷款被杨军存进了两张银行卡，一张卡的开户名为杨军，另一张卡为赵勇，两张卡的实际使用人均为赵良。

晋州市公安局的起诉意见书显示，经查明，赵良等人骗取的贷款中，19亿余元用于还本付息和投资经营，7亿元被赵良非法占有。其中，赵良购置房产花费1.8亿元，另有5.2亿元无法查实去向。

10月26日，赵良购置的东胜广场A座7层写字楼已被晋州市公安局查封。新京报记者 李英强 摄

在投资经营方面，赵良自称十几年前开始涉足房地产生意，并于2006年注册成立了河北嘉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嘉益房产”），不过最初的几个项目都赔了。

2010年，他又用嘉益房产投资开发了“河北省体育局旧房棚户区改造项目”。项目图纸显示，该项目位于石家庄体育大街与中山路交叉口西侧黄金地段，占地28亩，截至2018年已陆续投入拆迁补偿费用、搬迁安置费用8亿元。

2019年9月5日，新京报记者从河北省体育局的一名工作人员处证实，该项目确与嘉益房产有关。9月29日，新京报记者实地探访发现，该项目区居民已全部搬迁，棚户房楼体已被喷上了红色的“拆”字，一楼空房门窗有的已被拆卸下来。

在购置房产方面，赵良自称2016年在石家庄东胜广场A座7层买下了整层写字楼，共2600平米，花费3000万元；事后装修及购买办公家具等，又花费800万元。

2019年10月10日，新京报记者前往东胜广场现场看到，7层的两扇玻璃大门被晋州市公安局贴上了封条。

赵良还称，曾于2017年购买了石家庄中储广场写字楼6层整层，花费4500万元；2017年6月，购买河北和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待开发酒店项目，花费2.7亿元。

此外，赵良还向警方交代，曾用骗贷钱款3100万元在石家庄市瑞府小区买下两套三层独栋别墅，登记在其子赵某源名下。2019年10月10日，瑞府小区物业向新京报记者证实，两套独栋别墅的持有者确实为赵某源。

据了解，晋州市检察院已于2019年9月10日对案件涉及的28名被告人提起公诉，其中并不包括赵良。作为本案的最大受益者，赵良将被另案起诉。

（文中赵良、余俊、金波、修中卫、方化、王桂旺、杨军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李英强

编辑 滑璇 校对 贾宁